当费老去世的消息传来，我忽然有一种庆幸感：他在最后的高龄里重游了云南高原，见到他久违的山水。费孝通提出的“乡土中国”，在日寇进犯的当年，成为南迁学者们的一个爱国口号。

我的志愿是，说实在，云南乡村也可以出一本书了，云南乡村、美丽乡村。云南风景美丽，气候很好，是值得我留恋的地方。

我在云南有很多乡亲，我在生活方面了解他们，觉得很亲切，也愿意相信他们。我们当时的知识分子，不怕困难。我们有一个奔头、有一个希望、有一个志向，就是通过云南具体的经济情况，把我们早年的一般情况表现出来。

“怪人沈有鼎”

那时候，很多人在国外得到学位回来。很多联大教授是这样的。在国外研究黑格尔的，回来就介绍黑格尔；在国外学康德的，就回来介绍康德；也有研究亚里士多德的或者是美学的。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也许是自己的体系，至少是一种偏爱，带给学生。学校里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哲学体系。熊秉明回忆道：

有一个教授叫做沈有鼎，他在学校里面是一个怪人。他不太被人知道，他没有写过太多哲学著作。可是在哲学系里边，大家都非常欣赏他。他有很多对话，他的生活也很奇怪。他教我们形而上学，这一年也没有教很多东西，好像也没有什么进程，没有一个顺序。他夹着一本大书，那书是关于圣多玛神学的。

神学，当时在大学也被认为是很奇怪的东西。他教的时候，就是他给这本书做的一些解释，这些解释也许有点奇怪、有点荒唐。但是有一种哲学的眼光。这种哲学的眼光，很难说得清楚，也不能够说是某一个体系。但就是一种哲学的眼光。这本身就了不起。

沈教授在联大哲学系得到一个雅号——“怪人沈有鼎”。

有一天系里面开一个会议，讲中国与科学。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面，为什么没有产生科学？大家都发表很多意见。他提了一句话。他说：我觉得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没有产生科学，这很自然；但是西方文化里面出现了科学，他觉得没什么了不起。

大家的意思，基本认为西方产生科学是正常的，而中国这么灿烂的文化居然没有科学，我们对世界文化有那么多贡献，出现那么多哲学家、思想家，但是没有出现科学，是很可怪的事。沈有鼎觉得中国没有科学是很自然，而西方有科学却没什么文化。

他没有做什么解释，大家都哄堂大笑。

熊秉明说，后来想，他是对的。因为人类观察大自然，他一定是通过他自己的眼光去看的，所以主观性很强。科学要求的是什么？科学要求的是一种客观的态度，把个人主观抽掉，抽得越多越好。现在观察星体，绝对不再用肉眼去看，它用仪器去看，这个才准确，这个才客观。而中国文化是一种主观精神非常强烈的文化。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6页/共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