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在台湾遇到刘孚坤学长，他也说“怪人沈有鼎”：

在西南联大，各种精神都有，当场辩论，甚至在上课的时候，有的教授跑去听别的教授讲课。沈有鼎，有点神经的、非常天才的人，他去听别人的课。他坐在后面，他是打瞌睡的样子。那个教授在讲课，讲着讲着他就站起来说：“你讲错了”。

沈有鼎教授令我想起西方的哲学狂人尼采。刚入北大的时候，我在学校图书馆里啃着馒头看《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看得入迷。那是库本，不许带出。

也许，要有一种冲破世俗与世故的单纯，才可能解放自己的精神，释放出人的智慧，从而得到一个宏大的世界。庄子不就是这样的吗？庄子连自己是醒着还是睡着，自己是蝴蝶还是庄生，都不清楚。

他总保持着在一种跨越时空的状态下，这就是哲学的状态。

刘文典骂人

联大校友中，知道“校园掌故”最多的，是赵宝煦先生。

赵宝煦，给人的感觉是浸润着那个时代浓郁的文化底蕴。他的语言节奏，开始时会令人觉得有些慢，可是当你听进去，就会听出味儿：

有一个教授，也很有名气，是国学大师，叫做刘文典。这个刘文典最爱骂人。

因为那个时候听课没有限制，有可能三十人选课，却能有六七十个人来听。因为听的人主要不是听课，就是听他骂人。

刘文典因为自己是搞古典的，所以他只认“古典”这一块，“他上课讲，他说他佩服陈寅恪。他说，陈先生讲课值四块钱，我讲课值两块大洋。沈从文先生要讲课，给我四块钱我也不去。”

虽然他也讲《红楼梦》，但却瞧不起现代创作与作者：

有一回就问他：“先生先生，有个巴金你知道不知道？”他说：“巴金？没听说过。”其实他知道，但是他说“没听说过”。

待会他说：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这是自然现象啊；春天里的秋天，秋天里的春天，狗屁不通！他就骂。

他也骂闻一多：我们文学院某教授，他就不认识字。

在北大念书时，老教授在“*”后出山，如王力先生、林庚先生，他们的课都是人山人海。跨系的、校外的，闻风而来。走廊上、窗台上都是人。我没有听过在课堂上这样攻击同仁的。刘文典纵然有学问，未免有失厚道。

我们那个时候老跑警报。那个时候叫“拉球”。到处都有高杆，杆上挂球。挂“炸球”了，你就赶快卧倒，说明飞机临近了。有点什么重要的东西，钱或者一块表，这都是最宝贵的财产，都放在身上随身带。飞机一来就跑警报。

西南联大在大西门城墙中间，出北校门就是野地、坟地。大家就往外跑。学生、老教授都往那儿跑。

有一回，刘文典在前面跑，沈从文在后面跑。跑啊跑啊，刘文典他不走了。他一看沈从文在后面，他不走了。等着沈先生来了，他说：“沈先生，你跑警报跑什么呢？”沈从文不明白他说什么。刘文典说：“我跑，是跑我这个东西（指指肚子），你跑什么呢？”沈先生他也不是会吵架的人，所以根本不理他，接着跑。

刘文典这段刻薄的话广为流传。当然它无碍于沈从文的造诣和举世公认的文学成就。人们之所以要把它流传下去，是因为它含有一个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其意义超出了具体的角色。我们可以将它看作一个老牌知识分子对于同仁的苛求，和对于生命的严厉，也可以将它看作对自己生命意义的审视。

学术就是学者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