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拿来以后,西南联大数学系的老师就抄,手抄,轮流读它。江丕栋说,陈省身先生1992年到北大的时候,还跟年轻人讲:“当时我们都是手抄书的,大家轮流地作报告,来读它。现在都是计算机或者复印。我们当时困难啊,材料很难得,得到了以后认真钻研。你们现在条件好,应该努力。”他就是讲的这本书。
当日寇的炸弹将教员们逼进深山古寺,却挡不住他们吸收国际上最先进的知识的信念,并把它传授给学生。
“思想上的马帮”
两次采访费孝通。一次在北京他的家中;一次是他应邀来到云南,住郑庄招待所。在郑庄采访时,中间他吸了一次氧。但九十岁高龄的他还是去了丽江。昔日走马帮路,今则以轮椅携氧气瓶重上高原;令我感受到费孝通作为一位中国社会学创始人的可敬可佩。
费孝通说:
我的学术生涯、学术生命,可以说是从云南开始的。
我们社会学注重实地调查,当时国内还不大懂。我们就带回来,开始实际地同人民接触。从实际生活里边出理论,总是最自然的,从实际里边得到知识,从知识里边提炼出理论,来帮助人民改变他们自己的生活。
这可以看做是费孝通对于社会学的最原创的定义。
我从英国回来,直接到昆明,两个星期后我就到了禄丰。我的一个老同学,禄丰人,帮助我找到一个农村里的农户,我就住在他们家里面。他完全地帮助我。我要问什么,他就说什么。同我相处一起,像一家人一样。
同他谈谈,就像请教了一个老师嘛!说到的我就记下来,带回去看对不对。或者出题目给他,他回答我。
费孝通称这位农户为“老师”。他讲给费孝通听,他不用准备,而是海阔天空地讲自己怎么生活,怎么种田。
我就跟他学,学了就把它记下来。它的意义我看出来了。他们为什么这样生活,为什么成为一个制度,一个经济制度?他是讲不出来的。我就把它整理出来,串起来成为一本书,叫《禄村农田》。
当年,费孝通在云南走了三个村子,三个地方,就找到了三个不同时期不同形态的经济形式。
后来我又从这里开始,到了易村。根据我的思想发展,逐步地又到了玉溪。我看到中国原来的传统经济,发展到当时最先进的工业化时期,看这个过程是怎么变的?
这三个村子,是和我的学生一起搞的,叫做《云南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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