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教授高级了,就能吸引更好的学生,所以西南联大的学生水平也比较高。西南联大学生在建国的时候,很多人起了重要的作用,学生是很好的。”西南联大三校的和谐合作达九年之久,人们往往说“校长是君子”。其实还不只是“校长”的关系,因为是庞大的团队合作,而且时间很长,每个人都要彼此接触到,例如“同住”情况的出现。如果感到对方与自己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那么很多事情就很难相互让步、协调。正是因为三校在学术水平上的相近,教授们对于相互能力的认可,所以彼此心理上都能够接受对方。
互借文稿
这是一个令我十分震惊的细节。当年联大的教授们,互相传阅对方未完成、未发表的文稿。朱自清先生的儿子朱乔生说:
当时昆明有一个很好的风气,大家互相都不忌妒。在抗日战争那个艰苦条件下,你学术著作没发表的可以借给我看,我没发表的也可以借给你看。
我父亲就到闻一多先生家借他没有发表的东西看,借王力先生的东西来看,他们也借他的看,互相学习。这个对促进学术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风气。
条件那么艰苦,大家都拼命带学生,就是为了把国家的元气,学习知识的元气,能够恢复和继承下去。
在那些非常典型的学术环境里,知识产权的重要性更突出。
我以为,在昆明时期,学者们可以互借文稿,也由于当时战争引起的各种困难。例如:学术论文的发表与印刷,学术会议的召集等都变得不可能。而在被封锁的中国,在偏僻的小城,学者们必须想办法去打破这样一个封闭的、不利于学术发展的局限。于是他们依靠与同仁及时和亲近的交流,创造一个活跃的小环境,以使自己的思维不停滞僵化。这完全是一种相濡以沫的行为。在熟悉和亲密的学科圈子里,每个人的研究范畴和思路发展,都是彼此认可和清楚的。对彼此的为人、品格更是相当地信任与了解。而面对日寇要对我民族亡国灭种的严酷现状,学者们的胸怀更加净化。
“图书、机械、设备都有”
由于南迁时候的努力,为西南联大保存了“基础的试验设备”。火箭专家王希季说:
我们的设备不算很好,联大有一个基础的试验设备。我们学物理学,普通模拟、各种基础的试验设备,它都具备。我们学机械学,实习时,锻工机床都具备。不是新的,但是它都有。那些设备都是从北京千辛万苦地运来的。图书它也很宝贵,我们的图书馆有书。
卢沟桥爆发抗战后,清华大学工学院施嘉炀院长带领学生在济南实习,他们就把那些设备和书籍从济南撤下来,搬运到了昆明。王希季说:“这个我不清楚,但是我们上学的时候,住的、吃的非常艰苦,但是这些都有。图书、机械,还有各种设备都有,实验可以做。可以动手做,所以学生动手能力也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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