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在西南联大，尤其北大、清华间的院校子弟们，关系密切，有着一种天然的纽带。由于当年他们的居家邻居关系，和父辈们的交往，令这些后代们将相互的关注维系下来。这非常珍贵。两代人的积淀，有着战火转移中的异地情谊，和他们作为一个人群所特有的那些爱憎好恶。

宗璞先生给我联系电话，我见到了回国短暂逗留的熊秉明。他对我说起父亲熊庆来离开北平的事：

他离开清华，当然很犹豫。因为清华那个时候是国内最重要的学校之一，而且他工作了很久，已经十年，不但是数学系主任，也代理过理学院院长。所以所谓清华的风格，他也是有代表性的人。那么他要离开清华的时候，他当然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赌博。当时大家都没有想到抗战后，有很多大学会集中到昆明去。他觉得云南是一个非常偏僻的省份，那时候要去得预备出国的护照，而且要两个国家的签证。可是他去的时候，他曾经跟比如像顾颉刚、冯友兰这样的人都提过，说我要走了，我要到云南去，这是一个非常艰苦的工作，你们必须给我支持。他就希望这些老教授提几个年轻有为的、有希望的年轻人到边疆去工作的。那个时候不太有人会愿意去云南。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他也是吃完晚饭的时候跟孩子们说一下。那时候我当然还很小，才十四五岁。他就说有吴晗，还有另外一些人。他走的时候，他的确受到这几个大学的同事们很大的支持。

熊庆来是云南弥勒人，那里有丰富的温泉，和滇南最具盛名的“竹园糖”，一派好田园。但说到知识发展、教育水平，整个云南在当时中国是非常低势的。而熊庆来能从京华最高学府返回家乡，报效故土，并带着全家人，也从高到低地回到云南，这种精神与行为，在那个时代，也像那些出国留学者势必归来一样，是一种并不罕见的情况。

学成者还乡办教育，是中华民族的好传统，“五四”以来也蔚然成风。而去国抛乡，则是对一个人最重的指责。不管他名气如何。中国知识分子这种“重乡里”的内在道德，现在已经淡了。当今学界之风，只知道对资源的占有和对个人地位的提升，一旦置身高处，绝无回头之理。

他到云南以后，他算是地主了。他当然有很充分的理由，要做一些帮助性的工作。当时最简单的居住问题都是大问题：那么多教授、那么多学生，忽然间来到昆明……我们住一栋小房子，楼下是一个大的会议厅。联大刚到的时候，那个会议厅的形式就改了，就摆了二十张床。很多教授就住在那里。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家在上面，下面就是北大、清华、南开教授的临时住处。

追思先贤，知道怎样做人，人的奋斗应该担当些什么责任。那天在熊秉明先生的弟弟家里，我们认了“老乡”。他们那儿还存有一些旧照片：熊庆来偕夫人照、龙云当年迎接美国副总统到昆明的照片，清晰，似原版。我又拍摄了熊秉明带回来的一些作品、画和雕塑。时间紧促，来不及与熊秉明先生叙乡情。在北京采访就是这样，真正拍摄的时间实在不如在路上的来回奔波。人生也是这样，接近目的只是瞬间。大量的时间都花在那些事先的筹划和克服距离所付出的代价上了。

然而，当一种距离能够克服，也已经算是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