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不但是很多官僚，就连*都要跟日本合作了。所以是这群人——像西南联大这种教授、学生，坚持抗战的决心，对中国的抗战胜利是有很大帮助的。那时候我们不灰心，觉得前途有希望。等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后，中国就有了一个强大的同盟国——美国。那时候我们在昆明就觉得这战争要胜利了。在此之前，实在是感觉很渺茫，中国要靠自己的力量跟日本对抗是很有困难的。但是1941年以后，大家信心特别高涨，战局也一下子对同盟国有利了。

问起云南人与联大师生的关系，陈省身说：“很融洽。”初期，家眷们还没有到达昆明，教员常常是合并而宿的。陈省身曾经跟吴宓同住一屋。他们是学科、个性和年龄都完全不同的人，却相处得很融洽。

那时候地方小，挤得很。所以包括教授都是好几个人一房间。我有一段时间就和吴宓两个人同一个房间。房间比这个稍微大一点（指南开宁园的书房），有两张床、两张书桌。跟他同住一寝室，我们很谈得来。因为我对于文字的东西也还有些兴趣。

我问到吴宓当年写日记的情形。“我想他在记。我们两个书桌是对面的，在那儿看书，写东西。他当时就在那儿写日记。每天都写，这我都知道。……吴先生，很认真地备课，恋爱也很认真啊。”大家又过上了仿佛是学生宿舍的简单生活。

当时也不觉得怎么艰苦了。你每个月拿到一次薪水，饭费就赶快交掉，至少这个月吃饭没有问题了。饭费交了之后，剩下的就很少。正好，通货膨胀以后，也不需要用钱，也可以过，照样上课。有很多同事有共同的兴趣，所以谈天也很有意思。

言语间，我能感受到陈省身颇具绅士风度。他对往事及故人的追述，时常以沉思的神情、尊重的语气来做终结。

吴宓教授当年的恋爱事，至今也惹得议论不已。在半个世纪之前，同为室友的吴宓，曾经向他吐露恋爱的种种细节。当我问起，陈省身却只是一言蔽之，说吴“恋爱也很认真”，微笑着，守口如瓶。真乃君子也！

“昆明对我很重要。我还要再去的。”当时我邀请陈先生访问昆明。他说最近因为时间紧，事情很多，并且，“我要去一个地方的话，都希望有点具体工作。我能做的工作就是发展那个地方的数学。所以这不是件短期的事情。”

我终未能再见到这位睿智的前辈大师。

在2001年清华校庆时，我一下子见到了很多人。

熊庆来先生的儿子，旅法画家熊秉明先生也正好回国。这个消息是宗璞先生特意告诉我的。她说：“你知道吗？熊秉明回来了，住在北京的他弟弟家中。”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共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