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还有宋兆麟:《云南永宁纳西族的葬俗-兼谈对仰韶文化葬俗的看法》,《考古》1964年4期;《云南永宁纳西族的住俗—兼谈仰韶文化大房子的用途》,《考古》1964年8期。
甚至还有一些汪宁生的相关论文。
在五六十年代,相关的民族考古论文并不算多。
可以看的,也很少。
一个下午的时间,苏亦就能把这些东西给翻完。
前世,苏亦曾经看过李仰松先生参与编写的《佤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也看过他自己编写的《20世纪50年代西盟佤族社会历史调查》。
这些书是了解云南佤族最为重要的资料。
甚至,翻看这些论文以后,苏亦也去借阅林耀华先生的相关著作。
虽然在图书馆泡了一整天,但苏亦也没有萌生要写相关论文的想法。
已故的台湾史学家就曾经对在学术研究上,通与专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问题上提出过自己的看法。
他说:在学术上,通与专是看个人的。有人愿意是专家,他不想“通”,对“通”没有那种意识。有人故意学“通”,那种是很虚的通,许多抽象的废话,听起来冠冕堂皇。尤其是现在用西方各种理论的名词,人家也不知道葫芦里卖什么药。我想真正求通,是在专中求通,通中求专,两者分不开。没有具体研究,通什么呢?一到具体研究就进入专的领域。这专不是就事论事,要看看前面,看看后面,看看左右,把有关的都联系起来,那就是专中有通,通中有专,不能空谈专与通。
对待这个问题,宿先生也曾经提过自己的要求。
就是让宿白他们几个弟子发文章的时候,要慎重。
入学的第一个周,在宿先生家里做客,宿先生就曾经说,“以后你们发文章的时候,不要忘了你们是我宿季庚的弟子。”
这话,在苏亦看来,完全就是针对自己的。
因为他在粤博实习的时候,就撸出两篇文章了。
石峡稻作遗址的论文被文物收录,而关于遗址博物馆的论文则被考古收录。
这两篇文章都被国内考古行业内两大期刊收录,按理说应该觉得高兴才对,然而,宿先生偏偏就不高兴。
或许他在私底下偷偷高兴了却没有说。
反正,宿先生是不鼓励这种现象的。
是苏亦发的文章内容不好吗?
并非如此。
然而,苏亦的这篇文章研究方向却偏了,跟佛教考古啥关系都没有,偏到十万八千里,普通的本科生发没有问题,或者其他导师名下的研究生发也没有问题。然而,苏亦他们发问题就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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