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宋以降,不论是前明,还是短暂统治大陆的清虏,乃至现在的大秦,一直都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除了士大夫以外的精英阶层,能够以各种方式将其权力置于国家之上(或参与其中),或者将君权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达成一种彼此支撑,又彼此制约的权力平衡。
大秦的商人阶层没有政治地位,也对政治缺乏足够的影响力,并不构成一种参与社会运转的强大力量。商人为了生存,只能通过行贿和攀附官吏,或者将官员的权力引入进来。
儒家道德,不仅是王朝政权的一种法律约束,也是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
可以说,历朝历代可以崩溃,可以灭亡,也可以被征服,但新的王朝的权力体制不会改变。
为了“弱民”,**权力自然选择利出一孔的“农本主义”。
“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
至于一些“器物”、一些先进工厂,更像是维系王朝统治的一块漂亮的“补丁”。
齐国何以强盛,何以精进,何以制霸海洋,全在“养民”、“教民”上用功,在于施行数十年的普遍义务教育,在于朝堂内外、民间舆论对科学和制器上的关注和倚重。
而大秦历数十年来,世之侈谈“齐法”者,却仅注于精制造、利军火、广器械,此不过抑末矣。
太后摄政期间,曾在松江府试行五年义务教育,以齐国改良课本为范,“新学”士子为师,广招稚龄孩童,然推行不过七八年,便囿于财政乏力和生源寥寥(许多穷苦的人家的孩童需要帮家人做事,或者出来做童工),最后消散于无形。
一些曾于齐国留学归来的有识之士也曾指出,“齐人立国,自有本末,虽教育文化(儒家文化)远逊于我大秦,然驯至富强,俱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赦令院及内阁,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大炮、火枪、铁路、机器,诸般事务,此其用也。而我大秦遗其体而重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此诚不相及矣!”
在固有的天朝权力体制下,大秦境内一些引进了先进机器和设备的工厂,因为传统的思想和落后的管理方式,使其根本发挥不出应有的效益,投入产出相较于齐国投资设立的工厂,皆大为不如。
非秦人不艰,实无形之手桎梏矣。
技术源自创新,但创新并不一定是无中生有,而大多都是对现有技术的改进,即把许多旧技术整合成一个新技术,从而产生“1 1>2”的效果。
对于齐国这种一直都在为人力短缺而苦恼的新生国家,最重要的发明不是哪一种机器,而是发明了一种观念,即以最节约人力——当然,后面逐步转变为节约成本--的方式产生最大生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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