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曾有学者言，科学的意义不在于“有用”，而是理性的需要，是思想的本能。

在拥有庞大人口数量的秦国，许多“有用”的科学沦为小道，效率极高的机器成为附庸，因为人“又多又便宜”，机器在某些时候，会被视为有害无利之物，尤其是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民众必须靠劳力来生存的状况下。

这个时期，在秦国境内，在有识之士的主导下，节省劳力的技术和工具仍有新的发明和改进，但基本只为了适应小农副业生产而已，根本与大生产模式无关，以齐国人的眼光来看，这些发明甚至算不上真正的机器。

现代工业的秘密在于技术创新，但新技术和新机器带来的“创造性破坏”在短期内，会让传统劳动者失去工作，造成失业和社会不稳定，并可能威胁皇权。

比如，在江浙地区，一些实力雄厚的棉布生产商陆续从齐国引进蒸汽机驱动的大型棉纺机和织布机，虽然提高了生产率，面对齐国所产棉布也更加具有碾压性成本优势，但它所引发的“创造性破坏”招致各方反对，甚至不乏有被裁汰的工人闹事，破坏机器的事件发生。

若非，地方官府和商人通过移民牙人的途径，将大量生活无着落的织工弄到外来移民船上，打开了一个“泄阀口”，怕是会惹出更多的民乱。

茶叶，向来为大秦主要出口商品，但却一直维持在繁重的家庭与手工状态，而未能发展为规模经营和机器大生产。若干年前，曾有好事的齐国商人寻得此商机，将汉洲本土制造的几架揉茶机弄了进来，以期卖出一个好价钱。

但秦国境内的众多茶商却因为担心引起揉茶工人的骚动而未敢投入使用，让准备大发一笔的齐国人愕然不已。

乾元三十年（1712年），江南众多商人联合齐国江南商社共同投资，准备修建苏松铁路（上海-吴县）。却不料，引发巨大争议，曾有无数马车夫驾驶车辆冲入铁路工地，阻碍施工，唯恐担心铁路通车后，会影响自己的生计。

乾元三十五年（1717年），大秦内阁于工部下设立织布局时，帝曰“十年内只准国人商贾附股搭办，不予另行招股设厂。”

“恐机器一行，失业则多，无从安置”。

礼部尚书樊伯思曾有奏章言及，“我大秦自强之道，与齐国相异。齐国以商务为国本，大秦以民生为国本；齐国之自强在经商，大秦之自强在爱民。齐国民数少，故用机器，而犹招募国中百姓以补人力之不足；大秦民数繁，故则少用机器，穷民犹以谋生无路而多出洋之人。”

明末大乱，滋生无数游民，群起蜂拥，最终覆灭了大明朝廷，使清虏趁虚而入，神州腥臊。

大秦当以戒之。

凡是脱离当时社会秩序的约束与庇护，游荡于城镇之间、乡村郊野，没有稳定的谋生手段，迫于生计，以出卖体力或脑力为主，也有以不正当手段取得生活资料的人们，皆可视为“游民”。

游民处于社会最底层，他们潜意识里，只有在剧烈的社会冲突中才会改变现有一切。他们不理会秩序，渴望冲突，甚至欢迎剧烈的社会冲突和社会动乱。

在古老封建王朝中，所谓“游民”，很大程度上是失地农人，或者农业社会的剩余人口。

齐国就没有产生“游民”吗？

自然是有的，但“游民”尚未游动，便多被政府强行给塞至海外领地，为王前驱，去开拓更多的民族生存空间。

而在儒家文化包裹下的大秦王朝，最为关注的永远是皇权的巩固，王朝的稳定，以及体制的固定。

“四民之中，农居大半，男耕女织，各职其业，治安之本，不外乎此。……机器渐行，则民风不再，且失业者渐众，胥天下为游民，其害不胜言矣！”

叹之，一切历史最终都会指向制度本身，意识之基。

人的本性都是求富贵而恶贫寒，每个人都是“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古老华夏之民，也概莫例外，未能免俗。

司马迁曰：“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

商人的出现，打破了财富的平衡，金钱权力形成对政治权力的威胁，因此，观历朝历代，凡统治者无不极力打压商贾之势力，重农抑商，以农业消解手工业和商业，以“均贫”削减贫富差距。

“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矣”。

因太后薨逝，举国而丧，艳舫上那名扬州大盐商正在为不能带走看中的娇俏“瘦马”，尚在郁积于胸之时，却又从户部盐政司收到了一个让他沮丧至极的消息。

为太后治丧，国用不足，协资巨万，以为皇家尽忠！

尔等商贾，速速打钱！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