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门诸经皆出自先秦，往往过于简短，以至于晦涩难明。为了能易于学习和理解，就有了传和注。但叙述经义的传注之前，先要做的是对经文中的字加以释义，一两千年前的字义当然不会跟现在一样。以今义释古字，这就是训诂。

训诂诠释了经文中的字义，而经书也便因此得到了注释。千年之后，韩冈学习古文，一样都是先从晦涩的字和词开始理解，继而推广至全篇。王安石在三经新义之后，编写训诂新书，就是想以此来抢占制高点。

韩冈虽是在笑着，眼神却变得深沉：“诸葛武侯昔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孟公威游学荆州，石、徐、孟三人务求精熟，惟武侯独观其大略。如今的儒者皆类武侯，不求章句，只追求明了大意。但这样一来，毕竟根基不稳，岳父便是看到这一点，才开始专注于训诂，以求将解释权掌握在手中。可如果岳父说得有理，我也不会囿于门户之见，但岳父的新书中，我却看不到道理。”

宋儒最大的特点就是排斥汉儒沉浸于章句间的繁复，讲究回归本源，得六经要旨，明圣人本意。而实质上，就是以我为主，用六经来诠释自己的观点——所谓六经注我。儒学在宋代，就是能随意解释自己的观点，只要能说得通就行，想当然也没有关系，所谓不惑传注是也。

这一特点，虽然一洗汉儒唐儒的沉疴积弊，给儒学引来了一股新风，但也随之带来了无数学术上的分歧，以至于学派林立的境地。

门户之见也好，学术分歧也好，韩冈并不能认同王安石的观点。他对训诂不甚了了，远比不上当世的儒者。

王安石、司马光，二程，三苏，乃至吕惠卿，都是贯通佛老，兼明六经的大才。韩冈自问在他们面前，想要在六经释义上做文章，那是班门弄斧，自取其辱。但如果能将辩论的要点引导到自己擅长的领域，却能反败为胜。扬长避短，本就是兵法要旨。所以韩冈一直都在大声疾呼，道理也好、释义也好，都要以实证之。这就是为什么他会说王安石是想当然的缘故。

“官人……”王旖愁得想哭出来。在成亲前，父亲和丈夫一直都有纷争，但毕竟没有如今日这般近乎撕破脸皮。都是最亲近的人，简直让她无所适从。

韩冈搂着妻子的纤腰，在她耳边叹道，“我的看法还是那样啊，岳父的书是刻舟求剑，是想当然。别的事皆可让，但这事上可不能让。”

二程如今在洛阳讲学，弟子日多；王安石又在为新学扎稳根基，说起来，这说不定是因为他们看到了韩冈主张的自然之道在士林中传播得越来越广的结果，不得不起身相抗。

谁为正溯，道统谁属，学派之争容不下半点私情。

韩冈知道，除非放弃自己的愿望，否则便没有退避的余地。

虽然在经义上的学问无法与一干鸿儒想比，但自己的特长是什么，长处又在哪里。韩冈从来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