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之前梳理殷墟考古史一样。
苏亦对民古考古史也做过梳理。
在北大考古专业,做民族考古的人,也就只有李仰松先生。
主要是他早些年受到林耀华先生的印象。
但真正做田野调查,主要还是从1956年到云南佤族做社会历史调查开始。
这段经历,才奠定了李仰松先生在民族考古学上的地位。
李仰松先生早年间对佤族的社会历史调查,其实总结起来基本有三点。
第一,李仰松搜集了许多佤族的历史文化现象,利用活态的民族学资料去研究,印证考古问题,如制陶术、酿酒起源,把考古学与民族学结合起来,互相印证,相得益彰。第二,这种新的、民族考古比较研究,为后来的民族考古做出了表率,对于北大考古专业后来不从从事民族考古事业的学生都有极为深刻的印象。比如后来的汪宁生以及宋兆麟都是按照李仰松先生的方式去做研究。当然,民族考古比较研究过去不少学者都提出过,可惜他们没有更多的时间进行实践,而李先生是真正吃螃蟹的人,使我们后来者少走了不少弯路。第二,李仰松先生是考古学出身,对绘画、插图比较重视,在他参与编写的《佤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中有不少精美的插图,在同类调查报告中开了好头。这是开创了一个很好的模式。
第二,学术话语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范式。在这样的调查报告范式中去编写民族考古调查报告,绝对是前所未见的,这也是一个创举。在后来的民族田野调查或者民族考古调查之中都成为普遍运用的方式。
事实上,一般搞民族学的学者对物质文化比较忽视,有插图者更寥寥无几。其实,不想民族学的学者不想搞,而是他们搞不来,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会绘图,想要像李仰松先生这样把考古学的绘画方法带到民族学研究,这是难能可贵的。
第三,一般搞民族学的人,不大重视拍摄民族文化照片,留下的民族学照片极少,这是很遗憾的。在过去的资料之中,原始图片并不多,并不利于传播。过去李仰松先生在佤族地区还拍了几百张照片,有些极为珍贵,如房内壁画、人头桩、制陶方法,这些是后来者所看不见的,听说李仰松先生将其捐给北大考古文博学院,令人们敬重。
实际上,照片应该是民族调查的记录方式之一,这点,早年间的民族调查往往忽略了。
不过到后世,基本上不存在这个问题,各种影视图片资料一一俱全。
然而,到后世再去研究民族学的时候,社会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很多少数民族部落已经受到汉族影响极大,很难保持当初的纯粹了。
因为汪宁生在民族考古方面的巨大影响力,苏亦读博的时候从事民族考古学,也受到极大的影响,要是师从关系来算,非要靠上去也是跟能汪先生沾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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