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敦煌藏经洞挑选经书的方式还跟斯坦因不一样，他是有挑选标准的。

“普通的汉字经卷不要，必须要两面都有文字，如果图文并存的话更好；而且专挑少见的世俗文书，那些些双面有文字的世俗文书其实是考古价值最大的社会经济文书（籍账文书、契约文书）和史地文书等等。这种甄选方法的确取走了斯坦因所遗的所有艺术品和藏经洞内的文献精华，使巴黎所存文书在价值上远远高于伦敦藏卷。”

相比较之下斯坦因就弱爆了。

因为这家伙尽量挑选整齐而又漂亮的文书，学术价值如何不管，他看不懂。

提到这里的时候，王永兴痛心疾首。

因为别人不清楚，苏亦再清楚不过，王永兴对敦煌学研究最为擅长的地方就是在敦煌文书。

不过国内学者之所以重视敦煌学，也跟伯希和有关。

1908年伯希和离开敦煌前往北京，第二年的北京宴会上，伯希和将其随身携带的敦煌写本公开展览，顿时震动了整个北京学术界，当时罗振玉跟王国维他们很快就认识到这些经卷的价值，呼吁清政府加以保护。

因为罗振玉的个人威望，他们的呼吁起到作用了。

宣统二年（1910年），清朝学部电令陕甘总督毛庆蕃，“尽其洞中所存者一律搜买护解省垣（省城）。”

然而，学部的本意是好的，还给了六千白银用于购买经卷。

结果执行的时候，就有些蛋疼了。

六千白银直接被私吞，散落在外面的经卷一卷都没买，不仅如此，王道士藏起来的经卷也没人管。导致大量藏文卷子、夹板贝叶写经、绢画文献散落民间。

“前往敦煌的1911－1912年大谷探险队、1914年斯坦因，1914－1915年的奥登堡，都从王道士那里买到数百件敦煌写卷和一些绢画以及从当地收集了大量残卷。”

“不仅如此，运送到京城的藏经洞材料在途中和进京后又经人为截胡了，有价值的经卷被调走，而将普通佛典弄成好几份滥竽充数。这也是为何如今北京图书馆藏卷宗多为一件写经断为十五、六截的残状。 这种20世纪早期人为造成的经卷残损不完的情形导致了藏经洞的文献至今无法全部复原，仍然散落在世界各地。”

听到这话，苏亦突然想起来，在莫高窟三清宫前那句陈寅恪的“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其实这句话也是出自陈寅恪1930年给陈垣《敦煌劫余录》作的序，原话是“或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陈寅恪的本意是引用这句别人说的话，对当时学界基于这一论断的一些倾向加以批判。大多数人对这句话的认识，以至把它刻在莫高窟石头上的做法，都与陈寅恪的本意南辕北辙。

但不管如何，敦煌文物流失在世界各地，确实一段伤心史。

“而敦煌学之所以具有世界性，根源在于敦煌宝藏发现后，其文献和文物流散世界各地，大批收集品集中于伦敦、巴黎和圣彼得堡，西方学者得以先行研究发表。敦煌学实际上兴起于国外，其中，法国汉学家起步最早，且长期居于领先地位，以沙畹、伯希和、马伯乐为代表。1909年，因为伯希和在敦煌所获宝藏，法国最高学府法兰西学院特别设立西域语言、历史和考古讲”。敦煌学初兴之际，国外汉学家用心之专、用力之勤、成果之丰，足令国内学者汗颜。”

“当然，国内学者，也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早在民国时期，国内的学者一直试图把汉学中心从巴黎还有东京变成北平。这点，咱们苏亦同学在新生见面上有做过发言，我就不赘述了。”

果然，王永兴对苏亦印象还是很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