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咱们国内,提到敦煌学,就不得不提罗振玉,他是敦煌学的奠基人。他于1909年发表《敦煌石室书目及其发现之原始》和《莫高窟石室秘录》,开始了敦煌学的历史。然后30年代后期是敦煌学创建时期。这一时期主要对敦煌文献文物进行整理与考订,后一段主要到英法两京了解流散国外的敦煌卷子情况,抄录拍照、编目序跋,把被掠走的经卷‘接回来’。”
其实,王永兴口中的接回来,还不如说是抄回来的。
为了把这些流失在国外博物馆的经卷抄回来,国内的学者花费了极大的心血。
因此,20世纪的敦煌学,敦煌文学研究是从搜集、著录、整理敦煌文献开始的。
国内搜集到那么多敦煌经卷内容,离不开一代代学者的努力。
这一时期的敦煌文献著录实际上分为五大块,即国内、巴黎、伦敦敦煌文献目录和有关文献散录以及敦煌文学专科目录。敦煌文献的整理和搜集、著录是同步的。
最早的整理者是王仁俊。紧接着,罗振玉及罗氏家族对敦煌文献的整理做出了重大贡献。敦煌文学专题文献的出版也始于罗振玉。此外,刘复、郑振铎等也为敦煌文献的整理做出了贡献。
说着,王永兴就开始分享在1949年前,国内众多学者整理搜集敦煌文书的艰难经历。
“1909年6月伯希和拜访端方(两江总督)向他透露了敦煌文书。端方想回购,伯希和却不乐意,伯希和这个人占有欲很强,他获得这些敦煌文书,亲自保管,从不让外人染指,更别说发表了。直到1945年他去世,这些文献资料都鲜少示人。以及他的日记《旅途中的笔记本:1906—1908年》、在他西域探险结束100周年时,才整理出版了《伯希和西域探险日记》。”
“这种情况下,他好不容易购买到敦煌经书怎么能会让人回购,然而,伯希和这个人终究是学者,他好不容易获得这些珍惜文献,他是要向外界公布的,所以,他到北京以后就广邀中国学者参加他展览会。端方就通过董康将消息告诉北京学界罗振玉、王仁俊、蒋黻、董康、曹元忠、叶恭绰等人,让他妈前往八宝胡同参观,并拍照、抄录经卷开始了敦煌经卷的研究。甚至伯希和在北京六国饭店举办的展览会上,正式提出影印所携精要之本和已运回法国的卷子要求的便是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
“不过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个人,那就是罗振玉了。在清政府时期,罗振玉、王国维、董康等人为敦煌文献的收集做了不少努力。”
“尤其是罗振玉,在敦煌遗书的收集方面可谓厥功至伟。正是在罗振玉的奔走呼吁下清政府才将敦煌残余经卷运至北京归京师图书馆收藏。罗振玉虽未参加六国饭店的展览会,但正是他请端方敦请伯希和出售随身携带的和已运回的卷子照片,又多次写信向伯希和索要敦煌写卷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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