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兴示意他坐下，然后说，“大致意思没有错，至于一些细节问题，不同的人，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此即陈先生关于‘预流’说的表述。这段话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对世界学术潮流的认识，即预流说的标尺;二是敦煌学是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为预流之学。”

“对于陈先生那个年代来说，是敦煌学是世界学术之新潮流，而何为世界学术？在苏亦同学看来，在敦煌学兴起的年代，应该就是西方汉学。而，对于我个人来说，此时的敦煌学以及不分西方跟东方之学说，它本身就是一种世界显学。是值得我一生研究的学说。”

顿时，众人鼓掌。

现在，老先生的治学态度更值得众人敬佩，然而，谁也没有看不起苏亦的意思，因为苏亦是在场众人唯一可以跟老先生平等对话的存在，仅仅是这点就足够让他们仰望了。

王永兴也对苏亦没有任何偏见，他说，“待任何问题一定要放在历史的背景之下，如果脱离了历史，孤立地来看问题，势必有些片面，甚至错误。对于陈寅恪先生来说，他提出来的预流说，也是有时代限制的的，这也跟陈先生的求学经历有关。”

“陈先生的这一预流说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由其个人学术经历以及当时整个的学术语境和学术风气孕育生发而来。其中最重要的当属西方汉学的影响，陈先生受西洋东方学、汉学以及广义的语言文字学影响甚深。陈先生在留德期间已与西方汉学结缘，受到西方汉学的基本方法———语文考证学的浸润熏陶。正如后来世人所津津乐道的，陈先生掌握多种语言工具，具备阅读蒙、藏、满、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英、法、德、日等10多种语文的能力。”

“那是因为陈先生1923年他已意识到: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

“1927—1932年间，他考释佛教经典和蒙古史料基本上以比较语言学方法为主。西方汉学家的看家本领语文考据法成为陈先生擅用的长技。在执教清华之前，陈先生已大量购置西方学者所著汉学及东方学书籍杂志。他回国后任教清华之初，讲授欧洲东方学研究之目录学。他所在的清华研究院要求教授讲师必备的三种资格之一就是，稔悉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

“这才有陈先生强调:日治学，当以世界为范围，重在知彼，绝非闭门造车之比。”

说着，王永兴望着台下苏亦众人，说，“诸位都是我国未来史学之栋梁，如若对敦煌学感兴趣，只当自此立志于从事敦煌学的研究，希望诸位他日都能成为敦煌学之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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