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轰烈烈的‘积钱’运动不是只在棠樾村鲍家一家展开，整个歙县都是如此。那些个富豪之家每一个都是榜上有名，而非是如鲍家这样的多行善事的主儿或是身为满清官宦之家的，那可就是直接**裸的抄家了。

有清一朝，一百一十二科殿试中，合计产生三鼎甲（即状元、榜眼、探花）三百四十二名，这些人的省籍分布是：江苏最多，一百一十七名，；浙江第二，七十五名；安徽第三，二十一名，却绝大部分都属于徽州。

以休宁县为例，自黄轩乾隆三十六年辛卯科中状元之后，四年后的吴锡龄也中了乾隆四十年乙未科的状元，加之中间歙县乾隆三十七年壬辰科的状元金榜，徽州三连殿魁，文风鼎盛响彻全国。其境内官宦之家之多，也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经商做官向来都是讲究‘官商勾结’的。

徽商势力强盛，徽商推崇儒化，重视功名仕进就成了他们几百年的老传统，这也为境内士子的科场角逐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在徽州境内，或本人拥有煌煌官衔，或父官子商或子官父商，或先做官后经商或先经商后做官的，或终身一介布衣，但与名门显宦交往密切的，都是极平常的事情。

商人与官僚结合目的就在于为受国家的保护和获得种种商业上的特权，特别是盐商。

徽商崛起的基础就是盐业。而盐业历代都是由王朝官府控制的，只有经过官方特许的商人才能从事光明正大的盐业经营买卖。徽州的缙绅巨族之所以能“业鹾于淮南北”，靠的就是官商互相结托的结果。

乾隆末年时候，由于徽商长期经商盐业，基本上已经统揽了两淮盐政。在两淮的八名“总商”中，徽州人就占据了四席。总商是盐业界与满清官府打交道的代表，同时也是盐商内部的调解人与管事人，职务之显要，无须言表。

所谓：“商居四民之末，徽俗殊不然。歙之业鹾于淮南北者，多缙绅巨族，其以急公议叙入仕者固多，而读书登第、入词垣跻仕者，更未易卜数。且名贤才士，往往出于其间，则固商而兼士矣。”就是说，商人及其子弟要取得官衔，一方面是靠“急公议叙”，即“捐纳”。

是时，每逢遇到自然灾害或朝廷需要大量经费之际，商人都纷纷解囊，捐资助赈，比如之前说的鲍漱芳，这实际上就是在向朝廷买官。他们这些商人只图荣衔，一般不求实职，目的是为了在取得虚职空衔后，在经营上、社会地位上获得大量好处。另一方面是“读书登第”，由科举跻身仕途，这就可以谋得实职。

清代盐商荣膺官衔者，遍及江南，也遍及徽州。乾隆六下江南南巡，扬州是主要落脚地，众盐商筹款集资，颇称得上合他的意。如歙县盐商郑鉴元，在扬州“总司鹾事十余年，诰授通议大夫候选道。乾隆五十五年入京祝万寿，加一级，召预千叟宴，赐御制诗及粟帛，又以输军饷一万两以上，议叙加五级，覃恩诰封中宪大夫、刑部山东员外郎。”一个盐商能受此殊荣，真可谓是恩渥有加了。他付出的就是自己白花花的银子。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3页/共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