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驱力理论是由弗洛伊德在1920年提出的，用以解决与战争创伤或“炮弹休克症”相关的理论和临床问题。当时的情况是，患上我们今天所谓“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士兵会在梦中重复创伤经历，或者做类似的噩梦。这给所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治疗士兵的精神分析医师提出了一个问题。

你要知道，弗洛伊德声称所有的梦都遵循“快乐原则”，即梦境反映了性愉悦的一种无意识的冲动。然而，士兵们的这些挥之不去的创伤噩梦——称为“创伤性神经症”——显然与性愉悦无关。

因此，弗洛伊德这一时期的关键着作《超越快乐原则》的意义就在于，它提出了一个基本的问题：除了**之外，或者说，除了精神分析之外，还有什么别的东西驱动着人类行为？

弗洛伊德的确承认存在一种独立于**和爱欲之外的驱动力。因此，他在已有的精神分析理论基础上又增添了一个新的“超心理学”，其核心是他的晚期二元论。根据该理论，**或生的欲念与死亡或破坏性的欲念有着永恒的冲突。

批评者经常指出，这只是一个理论，一个疯狂的猜测。这么说是对的。但弗洛伊德很快就相信了这种理论，并最终断言，这两种欲念解释了“生活中的所有谜题”。当然，这句话说得太满了。

事实上，包括精神分析师在内的大多数人都简单地忽视了死亡驱力理论。他们将其视为一段古怪的旁白，或者是一种尚未解决的病态和厌世观点，甚至是年老时的语无伦次。然而，这是一种可疑（且无礼）的手法。

因为死亡驱力理论被小心翼翼地、合乎逻辑地、甚至是深情地整合到弗洛伊德其他理论的矩阵中，其中许多理论和死亡驱力理论本身一样，都具有高度的思辨性（因此显得“古怪”）。这包括他明确依赖拉马克的遗传和重演的旧理论，这些理论共同支撑了弗洛伊德在中后期对当代心理学的系统发生、史前和生物学起源的兴趣。

简而言之，新的超心理学包含了弗洛伊德在最后阶段所写的一切。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所有我们称之为“文化弗洛伊德”的东西，我们所了解的弗洛伊德都来自于其经典作品，比如《幻象之未来》和《文明及其不满》；二是我们所说的“自我心理学”，自弗洛伊德1939年去世以来，他关于心理防卫和外部现实的观点就一直影响着心理医生。

所以论据是站不住脚的。如今，几乎没有人相信“文化弗洛伊德”提及的睡前故事，有时其中还带有令人担忧的种族主义色彩。这包括《图腾与禁忌》中提到的文明起源于父亲与其儿子们之间的谋杀（弑父），以及《摩西与一神论》中提到的，犹太心理学起源于史前对摩西的谋杀。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9页/共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