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说秦国是一个纯粹的落后农业国家,这个说法并不是很恰当。
经过数十年的承平发展,在秦国境内,有数量众多的手工工场、作坊,以及矿山、冶铁炉,也有引入了齐国先进机器的大工厂,以工商业规模和经济活跃度而论的话,是远远超过前明时期,这也使得非农业人口的数量非常庞大。
如,景德镇有八万多工匠,长江上有十五万多纤夫,江浙地区和广东地区的织工皆有十余万人;岭南、夷州也有十多万的轧糖工人;各个大城市里也有无数的手工艺者和从事商业活动的市民阶层;在西南地区的矿工数量,也达百万之多。
“粤省铁炉不下五六十座,佣工者不下数万人……”。
但这些绝大部分都属于手工业者或者纯粹的苦力,没有机器,也没有机械化。
当然,在松江、登莱、广州等地是有一些以机器生产的大工厂,不过,以秦国庞大的体量来看,数量还是显得太少。
五十多年前,明秦换代之际,有朝堂官员目睹齐国商品和器物涌入时,还很不以为然,态度是颇为不屑的,“汉洲之物,无他,皆不过以供玩好。”
当辛酉宫变,太后摄政后,颁布谕旨,开启革化新政,其中指出,“治国之道在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犹以制器为先。”
那个时候,各地开始小规模地从齐国引进各类“器物”,开办工厂,发展现代工业。
由此,机器的引进打开了古老铁屋的天窗,在权力与暴力的角逐中,在自卑与自负的交替中,在失落与疯狂的煎熬下,古老的华夏神州步履蹒跚,逐步踏上一条并不那么心甘情愿的工业之路。
不过,囿于儒家传统,也囿于见识上的局限性,在许多朝廷大员和士绅眼里,只是将“齐学”视为一门补充性的知识,而不是一种认知世界的方法。
曾有大儒言及,“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
因为,在历千年文化影响的神州大陆,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上的反商业主义,极大地阻碍了秦国工商业的大发展。
《国语·晋语》中说,“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这使得历朝历代的民间商业会更多地遵从于官场规则,而不是市场法则。
即使在大秦境内颇有影响力的传统商帮(徽商、晋商、陕甘商帮、棉商、盐商等)和若干财力雄厚的钱庄,以及两广、福建等地腰缠万贯的海外贸易商人,他们与齐国境内的商社和工厂主也不可同日而语。这些商业组织在某种程度上缺乏自身的独立性,其商业活动以权力租售形成的市场垄断为主,更谈不上什么技术发明和创新。
在古老的大地上,儒家的罐子容纳了太多的东西,并且也以其强大的影响力(约束力),桎梏了太多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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