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初任两广总督时提出的治理方针与治晋略同,没有太多的洋务色彩,虽然思想上曾受李提摩太的影响,对西方的科学技术有所了解,但山西是内陆省份,人才缺乏,经济落后,不具备兴办洋务的条件,两广则不同,广州是最早开埠的口岸,邻近港澳,是中西通商的窗口和洋人来华的跳板,华洋杂处四十余年,西方文化浸润既久,其开放的程度远非闭塞的山西可比。中法战争后,张之洞对清军“器不如人”深有感触,“自法人启衅以来,历考各处战事,非将帅之不利,兵勇之不多,亦非中国之力不能制胜外洋,其不免受制于敌者,实因水师之无人,枪炮之不具”,他痛定思痛,立志改革,在光绪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连上《筹议海防要策折》《试造浅水轮船折》《创造炮划设立广安水军折》,提出“储人才”、“设水陆学堂”、“制造枪炮”“开煤铁矿炼钢铁”、“西法练兵”、“雇德国教习”、“架设电线”、“造轮船”、“组建炮艇水军”等一系列兴办洋务的举措(见“张集”第一册,pp307-321),并在原“洋务局”的基础上,改设“办理洋务处”,督饬各衙门讲求洋务,培养人才。
在督粤的后几年,建成铸钱厂,创设枪弹厂,创办水陆师学堂,建立练习洋操的广胜军,筹办枪炮厂、织布官局,成效卓著,为他日后督鄂培养了人才,积累了经验。
戊戌变法与《劝学篇》
在晚清名臣中,很难找到一位像张之洞这样经历全面的人,学政、翰院、部郎、抚晋、督粤、督鄂、督江(署理),治理过八个省,若论政绩,当属总督江、鄂这12年,但若与政绩相比,更大的成就则是,经过20年督抚八省的磨砺,他已经成为一位具有世界眼光,融会中西,精通吏治、教育、实业、军事、外交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位对变法维新有着深刻见解的思想家,他的变法思想集中体现在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春所著的《劝学篇》一书中。
《劝学篇》分为序、内篇、外篇三部分,四万余字。
“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内篇九,曰同心、教忠、明纲、知类、宗经、正权、循序、守约、去毒;前四篇申明保国、保教、保种之大义;“宗经”篇,尊孔孟为圣道,“周秦诸子,瑜不掩瑕,取节则可,破道勿听,必折衷於圣也”;“正权”篇驳提倡“民权”者,“辨上下,定民志,斥民权为乱政也”;“循序”篇明辨中学西学之关系,“先入者为主,讲西学必先通中学,乃不忘其祖也”;“守约”篇讲西学东渐趋势下,保存中学(儒学)之道,“不讲新学则势不行,兼讲旧学则力不给,再历数年,苦其难而不知其益,则儒益为人所贱,圣教儒书浸微浸灭……今欲存中学,必自守约始”;“去毒”篇讲戒毒戒烟,“中国吸烟之始,由于懒惰,懒惰由于无事,无事由于无所知,无所知由于无见闻。……使孔、孟复生,以明耻教天下,其必自戒烟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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