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味着苛捐杂税虽重，但三个孩子还是勉勉强强能够养活的。

那么问题就来了：宋朝收入近乎大明十倍，相当于税负也比大明也重了十倍，可是即便如此，贫民之家依然能养活三个孩子。那么，推而广之一看，大明的贫民之家岂不是能养活三十个孩子？这还叫贫民吗？这是真的吗？

以上推论肯定不是真实情况，且不必说其他，单说大明民间那许多以自宫而求为宦官的人，难道都是天上掉下来的倒霉蛋？

自然不是，他们大多都是失地农民，本来就被盘剥得厉害，一旦出点什么天灾，就只好行此下策。但这里面还是略有不同的，即在大明活不下去的人主要以农民为主，了不起加上一些卫所军户。而宋朝活不下去的人却几乎不分职业属性，除了朝廷官员、皇亲贵戚等极少数人之外，谁都有可能活不下去。

如此回过头来一看，就会发现大明朝的商人、工匠等至少肯定比农民的处境要好得多，虽然他们的“理论社会地位”比农民还不如，但其实过得远比农民要好。

这合理吗？显然不合理啊！

如此，再加上高务实刻意渲染的“十倍论”，任谁来算这笔账都会觉得大明的这种“轻徭薄赋”，对农民而言似乎帮助并不算很大，反倒是对于工匠、商人而言那是太过分了他们近乎没有税负了。

如此说来，咱们也不必按照苛政猛如虎的前宋来征税，最起码我征它个前宋的十一，这总不为过吧？

前宋的杂税加起来七千万贯，就算只征其十一，那也有七百万贯啊！

好，就算咱们的税种没有前宋那么多，就再打个对折罢了，可那也是三百五十万贯啊！

如果大明朝廷每年硬生生的增加三百五十万两银子的岁入，那意味着什么？几乎意味着连开藩禁这件事，都可以暂时不用考虑了！而现在开藩禁不可能遽然停止，则意味着

与“可能被加征商税”关系不大的官员们顿时兴奋起来，而十有可能要被加征商税所影响的官员，则出离的愤怒起来。

别看高务实在取用疏中把朝廷用度问题特意指出，说要加强监管，但官员们清楚，你再如何加强监管，了不起也就是不好贪墨了。可至少，朝廷越有钱，就意味着控制这些钱的官员们越有权势，这总是颠补不破的道理。

更何况，朝廷一旦有钱了，最起码不会再给我们折奉、欠奉了吧？说不定还能再加一些“津贴”呢！

于是乎，一部分“不怕交商税”的官员就开始上疏支持高务实，而另一部分“怕死了交商税”的官员则开始强烈反对高务实。

当然，世上总有理中客，不独后世键盘侠群体中不少，大明朝廷同样也有。于是也有一部分官员上疏呼吁，有的说推行商税“利弊参半”，有的说此事“成败难料”，有的说“兹事体大，不如缓行”，有的说“还需详细考究，再作计较”。

总而言之，不是和稀泥，就是打太极。

不过，这些理中客的屁话成不了主流，在实学派与心学派争锋相对的当下，还是只有这两派官员的态度最为紧要。

实学派方面有两类风格的题奏，虽然因为高务实摆出了高拱，所以大致上看来，好像都是支持高务实的，但其实还是有所分别。

其中一类算是高务实的铁杆支持者，这些人完全赞同高务实的意见，言辞之中几乎恨不得明天不对，恨不得今天就开始全面征收商税，并立刻组建“审计署”和“关税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