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人生而平等’这个抽象概念进入个人和民族的头脑,就再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比它更难以控制的了。”
……
在新阶层的眼中,击垮王朝帝国不是更先进的武器,而是这些无孔不入又充满诱惑的思想。
蒸汽机带来了广泛的经济变革,而经济基础决定层建筑,在经济变革分成几步走的时候,政治变革也在推进。
大唐内部轻易的扑灭了这股浪潮,那是因为洛氏的存在,所以在广泛的帝国土地,还未曾有类似于王朝末年那种大规模流民难以存活的大事发生,换句话说,大唐帝国内部,矛盾还没有激烈到你死我活的地步。
大唐的命运本不该如此,因为洛氏本不该存在,洛氏用世界之外的力量干涉了正常发展的世界。
当然,在外人看来,这就像是一个小概率事件,重复发生,这种情况是可能出现的。
在大唐之外,即洛氏政治力量较为薄弱的地带,规律的运行则更为明显。
经济和政治的并行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经济是基础,在经济基础改变的过程中,它创造了新的阶层,譬如在古时期走向奴隶制国家时期,出现了奴隶主,在周秦之间出现的地主,以及在蒸汽时代之后出现的新阶层。
这些新阶层绝不仅仅是有不同的利益,比如奴隶、土地、雇工,更大的不同是意识不同,他们对于世界的看法不同,用比较通俗的言语来说的话,他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是不同的,对于这個世界的理所当然是不同的。
奴隶制理所当然的用奴隶来生产,随时杀死奴隶,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等级是天生存在的,血脉是生来高贵的。
地主不能随便杀人,但在权威之内,为他耕种的佃农,生死也操持在手中,等级依旧是分明的,社会存在着明显的三个阶层,军事贵族阶层,知识分子士人阶层,供养述两个阶层的农民。
这些在新阶层眼中都是不正常的,他们对血脉生出了挑战,认为生来高贵的存在,是错误的。
这种认知是从商业实践中得到的,在自由贸易中,新阶层深受封建对贸易的阻碍,封建贵族身浓厚的本地主义,让贸易难以成行,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要摆脱皇室对商业的限制,远比农业税高的商业税的逐渐增加。
在这样的实践中,一个甚为大胆的想法就出现在新阶层的脑海中,那就是推翻现在所有阻碍贸易发展的体制,建立一个适合发展的体制。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在广泛的地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间,关系是并不和睦的,被统治者对于统治者的生死以及是否统治是漠不关心的。
当然,这种情况在大唐有显著的不同,大唐皇室在民间拥有更广泛的声望,但这依旧不足以面对新的概念,那便是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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