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纷纷点头。

宋朝就是从军阀混战中建立起来了，对于将帅管控，已经严到快要自废武功的境界。

司马光一看，这情况不对，大家不是来吵架的吗，怎么他说什么，你们还都赞成？

这难道这就是说他们的话，让他们都无话可说？

张斐又继续言道：“同理而言，官员呢？官员手握权力，那么对官员的要求，必然也是要高于普通百姓的。

但是重典是往往伴随着强权，是要给予官员极大的权力，以及极少的束缚，这是不是本末倒置。

再倒置过来就行了，治理乱世的关键，从来就不是重典治民，而是在于治吏，恢复法制之法，还是需要依靠官府去引导。”

本来还在频频点头的老夫子们，听到这话，顿时就惊醒过来。

好家伙！

说了半天，原来是要重典对付我们？

此子可真是狼子野心啊！

叶祖恰似乎也感觉到背后的阵阵寒意，于是道：“依老师之见，当用重典治吏。”

张斐道：“这我才刚刚说完，你就不长记性，百姓如此，官员更是如此啊？这要是重典治吏，官员贪一文钱，那不得将村里的人都给杀了灭口，这是很可怕的。

宋刑统中很多律例都存有这种思想，你将人往死路上逼，多半人就会狗急跳墙，变成亡命之徒，你们将来若从事司法，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上官均立刻道：“那说到底就还是要看官员的能力和品行，而不是看法制之法，这就需要依靠儒家之法，道德品行上佳的官员，才能够治理好乱世。”

老夫子们又面露微笑，此子要不是状元，那真是老天瞎了眼。

治吏得用德，可不能用重典啊。

张斐来到早就为他准备好的木板前，用炭笔写上一句话，正是大宋的祖宗之法，“事为之防，曲为之制”。

这回他是轻轻敲着木板，“我朝祖宗之法，有暗示一丝丝的道德品行吗？”

白发那边顿时射来无数道杀人的目光。

本来是有的，就是你小子给坏了事。

以前的祖宗之法，真是处处充满仁义，他们将太祖太宗的一些政策也都算在里面，全都是儒家的传统政策。

一场官司打得这祖宗之法就变成了一句话。

提起这事，他们就恨啊！

张斐又道：“我方才就说过，对于军队、官员的约束，必然是要高于对普通百姓。可是道德品行是一种约束吗？不是！是一种自我修养，否则的话，就不需要法律，德治就可以搞定一切。这虽然不算本末倒置，德治还是能够起到辅助作用，但到底不是约束。

而我们的祖宗之法，其实就包含了治吏之法，相互制衡，但是怎么制衡，记住，这是关键，是必须要建立在法制之法上面。

是人去执法，这没错，但是要确保，执法之人亦受法监督。”

上官均反驳道：“可到底法是死的，人是活得，法不可能主动去监督执法之人，还是需要人去监督。”

“这个问题好，这就要提到我的专业。”

张斐笑道：“那就是讼学。为什么朝中总有人议论，要废除讼学。很简单，百姓不懂法，但珥笔懂法。

讼学其实就是我朝祖宗之法与法制之法的结合。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其中一个含义，就是在设计制度时，要经过周详、严密的考虑。

在朝中是用分权的方式，但是怎么用于民间？最好的方法，就是法制之法，捍卫个人正当权益。

你有权抓我，但我也有捍卫个人正当权益的权力。一桩冤案的发生，跟上级没有利益关系，但是跟受害者却息息相关。

儒家之法和法家之法都是要求上级管理下级，而法制之法，是追求百姓诉讼的权力，你们说那种方法更能够避免冤案。”

法治和人治从来就不是对立的，而是相对的，法治越强，人治就越弱，反之，人治越强，法治就越弱，但人治是不会消失的，法治是可以消失的。

当个人捍卫自身正当权益的权力越大，社会就越倾向法治，反之，就倾向于人治。

上官均道：“可上诉也是要去上级告。”

张斐道：“你们先别管上级还是上上级，你们先回答，哪种方法更能够避免冤案。”

蔡京道：“当然是法制之法，故此我朝才允许民告官。”

不愧是大奸臣，就是会说话。张斐笑着点点头道：“事实就是如此，至于还是要去上级告么你们要明白，你不去告，与上级就没有太多的责任关系，也很有可能被下面的官吏蒙混过关。

但你去告了，他就有责任，而且是主要责任，当然，他也有可能徇私枉法，但是，这世上没有最好的方法，只有相对好的方法。”

叶祖恰突然道：“百姓有冤情，可以上诉，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是否要通过珥笔去争讼，这个我认为还是值得商榷的。

因为珥笔争讼不是为公平正义，而是为了谋利，有些珥笔心术不正，为求谋取更多的利益，将一桩简单的官司，变得非常复杂，不但冤情更甚，同时还徒增官府的消耗，尤其是在财政困难之际，这反而会因小失大，令许多冤案搁浅，又何尝不是一种本末倒置。”

“说得好！”

张斐笑着点点道：“这就是为什么法家能够让秦国统一六国，但我却让大家引以为戒的主要原因所在。”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