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月的时间。明军调动了三个军,十余万人马,在湖南攻城掠地,长驱直进,连陷沅州、常德、辰州、长沙、岳州、衡州等战略重镇,除衡阳战事激烈外,所经之地,诸府州县将吏非逃即降,几乎重演了“三藩之乱”时的情景。
“吴三桂反叛以来,湖南绿旗官兵多附贼。”
“逆贼虚声恫吓,以致巡抚卢震弃地潜逃,已行拏究。湖南文武各官仍能保百姓,固守地方,允称尽职,事平之日,从优加典。”
“贼势猖獗,所属州县官员不能安民心,固疆域,致常(德)、澧(州)、长(沙)、岳(州)相继陷贼,全部革职查问。”
“吴三桂身膺重任,甘心从贼,横行凶逆,涂炭生灵,理法难容,神人共愤。今削其爵,特遣宁南靖寇大将军统领劲旅,前往扑灭,兵威所至,刻期荡平。”
“地方官民人等,身在贼境,或心存忠义,不能自拔;或被贼驱迫,怀疑畏罪,大兵一到,玉石莫分。爰颁敕旨,通行晓谕,尔等各宜安分自保,无听诱胁,即或误从贼党,但能悔罪归诚,悉赦已往,不复究治。”
明军的反攻凌厉难敌,满兵败于衡阳,绿旗清军则是一触即溃,甚至闻风而逃。清廷异常震恐,挡不住明军的攻势,便追究地方军政大员失土的责任。又是圣旨连下,一边虚声恐吓,一边政治利诱。
同时,清廷也意识到“武昌重地,不可不予为防守”,急命都统觉罗朱满领兵速往武昌,“保固地方”。倘敌军众多,不得轻战;如敌军不来,可于武昌以南,选“水路要地驻防”。清廷又恐调兵不及,急令在南昌的都统穆占率军转赴武昌,先行抵挡敌军攻势。
接着,清廷进行了一系列的紧急调动,分遣各方面军,任命各方面军的统帅——将军,迅速进入各自的战区,诸如武昌、荆州、彝陵、郧阳、襄阳、汉中、西安、京口、江宁、安庆、山东与河南等要地。这些战略据点,凭借长江天险,将以荆州为中心,重点布列在长江中游与下游地区,与长江南、山东、河南个别地区互有延伸交错,形成了一道颇为严密的军事攻守防线。
此时,清廷终于意识到只动用满洲八旗和汉军绿旗兵,已经兵力不敷,不得不征调蒙古各旗部队。先调察哈尔护军骁骑一半兵力,从蒙古四十九旗中先调距离北京稍近的科尔沁十旗、敖汉一旗、奈曼一旗、克西克腾一旗、归化城十旗,共出兵万人。
其中抽出六千人和旗下兵的一半,约万余人,由固山贝子准达率往荆州;剩下四千名蒙古兵和旗下兵的一半,约万余人,由多罗贝勒尚善等率往武昌。清廷限定,蒙古兵于二月一日以前至京。同时,命科尔沁部辅国公图纳黑、杜尔伯特台吉温布赴荆州听用,巴林部贝子温春、台吉格勒尔图赴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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