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朝野名流交往的过程中,这些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又熟读汉文典籍的西方传教士,自然赢得了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好感和信任,比如徐光启、孙元化等,从而达到其传播信仰的目的,这就是利玛窦开创的“合儒超儒”的传教策略。
但随着利玛窦去世,狂热的传教士占了上风,认为利玛窦等人过于迁就中国人,影响了天主教的“纯正性”,发展教徒速度太慢。明末的“南京教案”便是狂热派与中国禁教派爆发矛盾的一次冲突,使教会遭到了损失和限制。
“入乡随俗是应有之义。”朱永兴拿出了自己对天主教的意见,为了得到自己需要的,又摒弃糟粕,他还是下了些工夫的,“中国余外还有别样之理,毫无异端,或与异端亦毫不相似者,如齐家治国之道,亦可遵行。既为吾国之民,纵是教徒,亦当支持政府,参加政府支持的任何组织及其活动……”
“中国的伟大是举世无双的,当然这是在没被鞑靼人占领之前,缺陷是还没有沐浴神圣的天主教信仰。”保罗已经快五十岁了,清兵入关前便在南方传教,他见到的多是江南的繁华,而不了解北方的贫苦,当繁华被战火毁掉之后,他对清廷并没有什么好感,“而且,中国人之间,科学不大成为研究对象,这是很令人感到不解的。殿下所说的这些要求听起来也很有道理,但在措辞上似乎要做修改,以免教廷产生误解……”
朱永兴在交谈中越来越显亲切,没错,保罗的思维方式和学识更接近于现代人,而不是惯常所听到的之乎者也。甚至保罗还谈到了柏拉图的《共和国》中作为理论叙述的理想,曾经在明末时出现过端倪。
公元前?唯心主义?朱永兴并不认为保罗的感知是对的,也不认为柏拉图的《共和国》是正确的,但借鉴意义应该还是存在的,他觉得应该抽空读读这本书。
保罗也感到极为惊讶,眼前尊贵的殿下知识面相当广,视野也相当开阔,绝不象他所接触过的那些中国人。或许,这将是自己辉煌的起点,将跟随这个未来的、掌握巨大权力的亲王的崛起而踏上光明的大路。
即便不能达成最理想的目的,朱永兴也决定做出适当让步,比如说划出一块地盘来准许其传教,也要留下这个家伙,以及和他差不多的人才。奠定科学的基础,并不是想到便能做到的,没有老师、仪器、理论知识,靠着孩子们自学,显然有些异想天开了。
即便做些改动,顶着被狂热派指责,也要得到殿下允准,使传教得到有力的保障,保罗暗中也打定了主意。这也是天主教的一贯套路,走上层路线,利玛窦刚到中国传教时,便从澳门带走了许多礼物,想方设法到北京去觐见中国的皇帝。
第一次召见是和谐的,尽管还有很多地方没有达成共识。但朱永兴对保罗送上的地球仪、玻璃器皿、西式装订的书籍等礼物极感兴趣,保罗则认为朱永兴开通睿智,不同于迂腐的士大夫,更有希望沐浴“神圣的天主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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