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人听得觉得，挺奇怪的，波动这么大的吗？

孟超凡用不可质疑的语气说：“现在，去测个血压去，用水银柱血压计。”

罗娜立马带着血压计去了，不一会儿回来汇报：“现在血压上来了，135\/78mmhg。”

孟超凡指示说：“现在不适合给她降血压，今天是第几天？”

“第4天了。”

“嗯嗯，现在要保持一个脑血管的高灌注，代偿还有建立侧枝循环，就好像路上堵车的时候，从小路绕过去，她属于一个分水岭脑梗.......你们看这个层面的梗塞灶，零零散散的，但是基本上都是这枝主干血管狭窄导致的，这真的堵了，到时候整个右侧大脑可都要梗上了，那面积可就不小了......”

“唉，跟家属谈了吗？这种情况最好让介入科的大夫指导一下，看看能不能放个支架或者球囊给扩一下......”

提起这个，罗娜皱眉：“第二天就给家属说了，但是家属看老太太状态没那么差，而且因为家庭经济问题......”

“她儿子一个劲儿说她只是家里有事儿，受刺激了，什么什么的。”

“还问如果你妈得了这个病，你该怎么治，什么什么的。”

听了之后，几个人也没什么好说的，孟超凡也叹了口气，没什么办法，医患沟通确实如此，客观事实也是如此，“那就给他谈到位，把该有的风险，事后的预后转归都说清楚，然后签好医疗文书......”

孟超凡说的轻描淡写，似乎已经见过无数这样的场面了。

李介宾稍微不太适应，这是独属于医院的困扰，也是人类与疾病的困局。

人类已经进化了那么多年了，突破了生存的限制，但始终被疾病所困扰。

疾病在发病之前还能预防，而在发病之后——是治不好的，而当遇到了医疗资源与经济问题，这个话题就更显得沉重许多。

很多患者受困于高昂的治疗费用，只能选择体面一点，回家保守治疗。

当然还有更无法接受的，哪怕积极治疗了，掏空了积蓄，欠下了外债，最后人财两空的，也占了大多数。

或者，即使当时治疗成功了，依旧是个“死缓”。

医生只能提建议，而做决定还是要家属，因为这个责任最后是需要病人家属去承担的，决定权是在病人家属手里，这曰为“医学人文精神及伦理道德”。

眼前这个患者就是如此，她现在目前状态还算稳定（这里说的稳定是没有快速进展，目前还是嘴歪眼斜、左上肢无力、计算力下降，但至少腿还能走，大小便还能自理，基本的记忆力、判断力还在），如果这次病情稳定后出院，有可能没事儿，也有可能某天突然爆发，瘫倒在床，后者的概率更大一些，或者说，只是时间长短问题，以后是肯定会的。

做这个介入，目的是为了降低这种风险，但是要注意！介入手术同样也有风险！很有可能现在她还能走，但是做了之后情况变得更糟糕，人就不能走了！

在治疗上，西医与中医的思考逻辑是不一样的，无关对错，单纯的不一样而已，在西医的思维中，或者说当下西医的思维中，他们是指南逻辑，也就是，符合适应症，没有禁忌症，那么就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