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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三篇 问题与挑战_用大规模投资拉动增长不可再行

原标题:吴敬琏 用大规模投资拉动增长不可再行

【作者简介】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学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宝钢经济学教席教授。195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1983年以来,相继在耶鲁大学、牛津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任客座研究员或客座教授,并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曾经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办公室副主任等。

曾在1984、1986、1988、1990和1992年五次获得“孙冶方奖”。2005年荣获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参与创建了中国的比较制度分析学科。提出的改革应当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应当缩小国有经济范围,发展民营经济,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共同发展,以及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实行宪政民主等主张,对中国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

2010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市场疲软,不少企业发生财务困难。当前,中国经济如何应对、采取什么样的风险控制和化解措施、治本之策在哪里,这些问题值得思考。

过去高增长主靠大规模投资

对于中国如何应对困难和回避风险,官产学各界人士运用不同的分析方法,提出了不同的方略。

一种是从需求侧的三个构成要素: 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入手进行分析,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上述“三驾马车”的动力不足。由此提出的对策,是采取刺激政策,多发钞票,多上投资项目。2009年用4万亿元投资(两年)、10万亿元贷款进行刺激,虽然造成了增长率的短期回升,但货币超发、负债增加等消极后果也同时发生,成为需要长期消化的负担。

2012年以后,又多次采用增加投资的办法刺激经济,但正面效果愈来愈差,负面效果愈来愈大。一方面是投资的增速效应递减,另一方面,投资高速增长却没有足够的资源支撑,使国民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不断提高。在杠杆率过高的情况下,一些企业和地方政府发生偿债困难就不可避免。更危险的是,如果杠杆率继续提高,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将会大大增加。

另一种分析方法是从供给侧驱动经济增长因素出发进行分析。经济增长的基本驱动因素不外三个:新增劳动力、新增资本投入(投资)和效率提高。近年来不少中外经济学家运用这种方法进行分析,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为什么能够高速增长和目前增长速度为什么持续下降都有很强的解释力。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是怎么来的呢?主要是靠大规模的投资。但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1页/共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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