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

“十三五”时期，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升级的历史关节点：化解短期增长压力、提振增长信心的希望在2020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在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关节点在2020年。在这个特定背景下，未来几年需要从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出发，谋划好、把握好经济增长的路径选择，有效应对经济增长的挑战，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实质性破题。

程实：

加入SDR的里程碑效应，完全可类比于2001年加入TO。从2001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加入TO，实实在在开启了中国经济走出去大时代的历史里程。今天，中国进入了另一个“金融 ”大时代，金融创新引领增长潜力释放，金融转型促进经济结构转型，金融开放拓展外部广阔市场，金融改革催化宏观优化配置。因此，中国急需另一把打开世界、解放自己的新钥匙，这就是加入SDR。

朱宁：

从2016年到2020年的五年，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十三五”规划的五年，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宏观政策和规划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内，保持政策的定力和连贯性；另一方面，规划和政策仍然要以改革为主线，积极引导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积极适度地预调微调，有序根据经济形势变化灵活机动地采取适度措施，加强政策的引导性和前瞻性。

姜煦：

近年来，随着大宗商品现货、衍生品市场发展日益成熟，交易规模不断扩大，交易手段日趋复杂，大宗商品企业对银行金融服务的综合化需求越发强烈。在此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应调整大宗商品业务的经营理念，加强商投行业务联动，将推进大宗商品交易与融资业务的融合作为大宗商品业务拓展的重点方向，以满足客户的多元化业务需求。

（本栏目稿件只反映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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