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同样申时行有点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
他在奏疏里,十分大胆而且直接了当、直抒胸臆,从根本上论证了一个问题,大明皇帝因为失去了足够的经济地位,所以政治权力大范围的收缩,地位并非实际上的至高无上,这就是大明国朝之前数十年乃是百年时间里,主弱臣强的根本原因。
政治权力等于经济权力,在举出了皇帝这个例子后,申时行认为新兴资产阶级获得政治地位就成为了必然。
那么作为凌驾于一切阶级之上的力量——朝廷,在这个过程中,要确保一定的公平性,要使用暴力维持大明的基本稳定,既要保证失去权柄的旧财主不会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也要保证得到权柄的新财主们不会颠覆江山社稷。
这不是空想,而是现在浙江还田令推行过程中,正在发生的事儿。
不甘心失去土地的旧老财主们正在想方设法的规避朝廷还田的政令,比如通过长租、威胁恐吓等手段,重新获得土地,而得到了土地的穷民苦力正在努力保卫朝廷发下去的土地,朝廷在必要的时候需要武力介入保证还田的政策得到推行。
而对于穷民苦力而言,他们守住自己土地的唯一方法,很笨拙也很简单,那就是多生孩子。
“很好,申时行把浙江还田的差事办妥了,回朝入阁也没人能挑出理来了。”朱翊钧敲了敲桌子,朱批了申时行的奏疏,同意了他的几个具体的主张,又写了数百字,讨论了他的政治学观点。
朱翊钧给林辅成、李贽这些意见篓子五品格物博士的官身,是希望他们把政治变成一门可以讨论的科学,但林辅成和李贽其实辜负了皇帝的期许,也不是他们无能,是他们没有掌控权力,所以无法深入讨论,但他们的观点是重要的补充。
而张居正、申时行作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他们能够深入讨论,他们的观点是主干和脉络。
万历十四年四月份,朱翊钧在忙碌中,收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陕西巡抚沈一贯、绥远总督潘季训,上了一份奏疏,今年陕西北部、绥远、甘肃地区的降水,出现了严重的旱灾,各地的降水量都有下滑,降水量下滑最严重的地方比去年低了40%,而最好的地方,降水量降低了20%,预计夏秋两税,将会面临极为严重的歉收。
“这是非常危险的,春耕种下去的麦苗,没这点水就死给你看,麦子灌浆少这点毛毛雨,就通通是空壳,再加上干旱引起的蝗虫苗孵化成功,蝗灾一定会成为下一场大祸,可以说降水少多少,粮食就会歉收多少,今年绥远、陕西、甘肃一定会缺粮。”朱翊钧看着奏疏,立刻说道:“立刻召见辅臣来到通和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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