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上海黑道的一场盛事，很多年后，尽管参加那场婚礼的人们终归命运多舛，但谈起老锦江饭店那上下50桌人，那难得的面子、那浩大的排场、那一对天造地设的璧人，大家还是津津乐道。

那天秦川是个称职的伴郎，他替新郎挡了很多酒，有人来敬谭辉，他就抢着喝了。结果半圈酒席下来，谭辉没什么事，他倒先不行了。秦茜操心他，让我扶他回房间，临走前他死死拉住谭辉说：“对我姐好，她流一滴泪，我就让你流一滴血。”

我几乎是把他扛上去的，我们俩昂贵的礼服，揉搓得皱皱巴巴。一路上他吐了两回，我拍他的后背，他不住哼哼唧唧地喊我的名字：“乔乔，乔乔。”我答：“在呢，在呢。”他回过头冲我笑笑，一咧嘴又憋不住吐了。

好不容易跌跌撞撞进了房间，秦川一头倒在了床上，我的裙摆被他缠住，也被带倒在了他的身边。

我仰躺着，累得一点都不想动。房间里只开了阅读的小灯，喧嚣的酒席和此刻的宁静对比强烈，就像是做了一场春秋大梦。我胡思乱想了很多，想我们的童年，想灯花胡同里的大院，想洋娃娃似的秦茜，想俊秀的小船哥，想淘气的秦川。想我们怎样长大，怎样分离，又走向怎样的归宿。秦茜一点点地变成现在的样子，她拉紧谭辉的手，勇敢地向我微笑，而我耳边似乎响起了吴大小姐说她的那段话，我还没太听清楚，就沉沉睡去了。

早上叫醒我们的是一缕阳光，我看向秦川，他也慢慢睁开了眼。我们距离很近，近得可以听清彼此的呼吸，近得可以看清对方每一根睫毛。可能是阳光太好了，可能是盛大过后的虚空，可能是一身华服的陌生感，又可能只是清晨还没睡醒的蒙眬，我们都没有回避彼此，就那么对望着，望了很久很久。

秦川突然说：“乔乔，我们在一起吧。”

我觉得这是特别重要的一句话，可是面对如此重要的时刻，我还来不及惊讶，来不及思考，来不及仔细掂量它的意味，就被他的手机铃音打断了。秦川不得不起身，从身上摸出电话，不耐烦地按掉，我也从床上坐了起来，他再次转向我，刚要说什么，电话又响了，这次是两个，我的和他的。

我们几乎同时接起了电话，一个走到窗边，一个走到门口。

是杨澄打来的，他一向漫不经心的语气少有地波动起来：“谢乔，你跑哪儿去了！”

“我去哪儿干吗要告诉你。”我脑子蒙蒙的，心突突地跳，想的都是秦川的事。

“是吗？那好吧。”杨澄迅速冷漠，我这才意识到是不是对他太不客气了，而他没给我缓和的机会，已经迅速挂上了电话。

那边秦川也说完了，他急走到我面前说：“谢乔！”

“干吗？”我特别特别地紧张起来，紧紧贴墙站着，还什么都没说，就已经红了脸。

“我要立刻回加拿大。”

“怎么了？”对于他话题的突然转换，我说不清是松口气还是失落。

“宝嘉出了点事。”他烦躁地搓了搓头发。

“她怎么了？”那感觉是失落，我确定了，同时随之而来的还有难以细述的不快。

“她自杀了。”秦川眼神空洞地说。

我愣住了，而后秦川大致讲了他和宝嘉的事，因为要提前回国不能一起过圣诞，他们大吵了一架，秦川不告而别，宝嘉给他打电话他一直没接，刚刚是他们室友打过来的，说在他们的夜晚我们的早晨，宝嘉在浴室里割了腕。

秦川说他要赶回去看看，我说对。

秦川说他现在要赶紧订票，我说好。

秦川说他会回来的，很快，他一定要回来的，我说嗯。

然后秦川就走了，我一个人留在一间豪华的房间里穿着一件浅金色的蕾丝裙子坐在一张大床上望着天空发呆。上海和北京不同，北京是宽大的，从哪里都可以仰头望见蓝天，而上海是层层叠叠的，不管望向哪里，都有东西在你之上。

我觉得他少说了一句我们还要不要在一起，所以我也就少答了一句，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