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尽管**中央和毛**主席再三告诫项英要“在新四军中进行教育,以确定对叶挺的正确关系,叶挺工作问题的解决,将影响新四军的前途,全国同情对我之态度,关系也极大”,但他却一直阳奉阴违,我行我素,不以为然。
故而,项英在新四军中一直以“老子天下第一”自居,在党内实行“家长制”领导,独断专行,个人说了算。叶挺名为军长,却被以“党外人士不能参加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为不可越逾的天堑关在门外,那么对于新四军的战略部署和独立自主地到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更无发言的机会,自然也就没有决定权了。
没有决定权的军长还谈得上什么对军队的指挥?失去对部队指挥权的指挥员岂不成了名副其实的聋子的耳朵和傀儡?
还有,叶挺与项英在生活作风和工作作风方面也大相径庭。叶挺觉得他是国民革命军的中将军长,一举一动就要有军长的威仪。所以,他平时都是身穿将军服,腰扎武装带,脚蹬长筒马靴,手戴白手套,走到那里都拎着他那支精美神奇的手杖,出门以马代步,经常与新四军中的老袍泽吃潮州餐,此外,他在视察部队期间,总带着他那架德国造的高级照相机,拍照留影、风流倜傥。可是,项英呢,冬天一身游击队的土布棉衣,夏天一身土布衣裤,脚上是冬天布棉鞋,夏天扎草鞋,到部队视察总是强调“官兵一致”、“艰苦奋斗”。所以,在项英眼里,叶挺是满身的国民党部队当官的习气:摆阔,讲究吃穿特殊化。
你想,这样两个无论是在思想路线上还是在生活作风上反差极大的领导人能有共同语言么?没有共同语言的人怎么会不在行动上南辕北辙呢?
那么,导致叶挺下决心离开新四军出走的根本原因又是什么呢?本来,中央和毛**主席对新四军担负的战略任务已经多次明示,可颇为自负的项英尾大不掉,迟不执行。后来,经过担任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副书记的陈毅等许多党内高级干部据理争辩,项英才不得不同意陈毅领导的第一支队和张鼎丞领导的第二支队进军苏南,开辟广阔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摆脱了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的箝制,迅速壮大了队伍,并不断取得对日战斗的胜利。可是对于新四军留在军部一带的第三支队等部队,项英顽固地坚持滞留在皖南,并极端错误地将第三支队摆成了东起芜湖、宣城,西至青阳、大通镇的一个狭长的一字形长蛇阵,致使第三支队面对日寇、背对顽军,正面不断受日寇“扫荡”的威胁,背面受国民党第三战区部队不得越“雷池”一步的限制,不仅手脚被死死捆住,还随时都有被日、顽前后夹击一举歼灭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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