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恩接过了父亲递过来的信件,读了起来。
“父亲,我在山东已经呆了快一年了,这一年里,情况变化得非常的快。我已经能清楚地感觉到战争胜利的曙光了……
……我还记得我在去年刚刚到达山东的时候,那时候情况还紧张,日本人在山东各地修筑了大量的炮楼——就是一种高大的砖木或者水泥结构的碉堡。事实上因为水泥不足,大部分的所谓炮楼都是砖木结构的。这种东西一般都有两三层楼那么高,砖木结构的强度也很有限,如果这东西是在欧洲,那简直就是自己找死。只要有一门哪怕是37毫米的小炮,甚至有一挺.50口径的m2机枪,都可以把它打个稀烂。但是,这些东西我们都没有。
游击队所能拥有的武器是非常的简陋的,我所在的队伍是所谓的‘主力部队’,但我们所拥有的最大的大炮也不过是从日军那里缴获的75毫米山炮而已,而且这些炮不但数量极少,炮弹也少得可怜,平均每门炮的炮弹甚至都不到10枚,而且还几乎没有进行补充的可能。这使得我们的战士平时根本无法进行炮术训练。而到了作战的时候,为了确保射击时不浪费宝贵的炮弹,我们的战士,必须顶着敌人的火力,将那些大炮推到近得夸张的距离,不到一百米,也许只有五十米——我敢说,再近一点,日本人就能把手雷扔到我们的跑位上。有时候我们开一炮,炸起的碎石头都能砸到我们的炮手。我们就这样保证了我们的大炮百发百中,当然,这也让炮手成了最高危的职业,我如果开保险公司,绝对不会卖保险给八路军的炮兵的。当然,我们很少会奢侈到用炮弹来打碉堡的程度,我们更多的时候,完全靠人力,突破敌军机枪火力的封锁,用一个装满了炸药的炸药包,去爆破敌人的炮楼。
甚至就连这样的炸药包,都是来之不易的。我认识一位从北京来的大学生,他带着一些人就专门负责用手工手段制造tnt,就在我写这封信之前的一个月,他在一次意外的爆炸中失去了一只手。这真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但仅仅三天之后,我就看到他再次绑着绷带,乐呵呵的重新开始工作了。他对我说:‘只有一只手了?这不是问题,因为打小日本,一只手就足够了!’他们将这种态度称之为‘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说实话,在山东的生活艰苦而危险,能吸引我继续在这里坚持的一个原因,大概就是在这里有这样一群高尚而纯粹的好人吧。
日本人在公路的两侧挖了很多的隔离壕,每隔一段距离就修有一个炮楼,在白天,我们几乎无法有任何行动,即使是在晚上,穿越隔离壕也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至少在去年的时候还是这样。不过到去年下半年,情况就开始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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