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边防需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啊开中制已不仅限于纳粮，由于军事需要，还曾纳马、纳铁、纳茶，以换盐运销。只要是朝廷需要的东西，都能够以盐引作为交换来吸引民间商人参与其中。边境驻军从最初需要粮草发展到需求各种军需物资，之后边境驻军的需求可以由朝廷支付白银供给时，盐引作为可以谋利的工具便直接向商人出售以换取白银，白花花的银子，大把大把的入了晋商的口袋，这无不壮大了晋商的实力，其次，山西矿产资源丰富，手工业和加工制造业当时已初具规模，这又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使得晋商逐步走向辉煌；此外，由于晋南一带地窄人稠，外出经商成为人们的谋生手段，晋中商人当时已遍及全国各地，北京城曾流行这么一句话：”京师大贾数晋人”。随着商业竞争的日趋激烈，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维护自身的利益，晋商的商业组织慢慢形成，一跃成为国内势力最雄厚的商帮，天下都有他们的足迹，许多人甚至把他们和意大利商人相提并论，给予很高的评价。商业的发展不仅给人们带来了财富，而且也改变了当时人们多少年”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他们都说”家有万两银，不如茶庄上有个人”当官入了阁，不如茶票庄上当了客”。这种观念从明初晋商就一直执行，不仅仅如此，他们甚至利用手中的聚聚了大量的财富，资助东南——“西北一带的读书人，这一带向来比较缺水，比较穷困，所以没人理会，外加地方官比较也不想在这个地方呆太久，并没有真正的治理，于是这些地方的百姓的日子过得比较苦。生活艰苦，饭都没处吃，自然没条件读书。没条件读书，自然考不上功名，考不上功名，自然没官做，日子更加困苦，可大明的科举并没有限制次数，况且与平头百姓来说，科举是最合理，最公平的一种制度，只要你文章够好，只要你才学够好，书读得好，那就一定有出人头地的机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决不是随便说说的，而且并不存在歧视，为了照顾这些穷苦地方孩子读书热情，从明仁宗时确定，会试按地域分配名额，按“南六十”、“北四十”的规定录取进士。之后比例偶有调整，但按地域分配名额的制度一直没变，这种合理制度，无疑是给了东南——“西北一带的读书人提供了希望，而晋商给了他们钱财上的支持，这种捆绑式的资助，可以说给晋商带来了说不清的好处。

大明的天下，延续了宋代的体制，一言蔽之，即“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是理解与认识宋代官僚政治体系的关键。皇权、相权、台谏之权，构成宋代朝廷中的三角，三者互相限制，又互相倚恃，形成“共治”架构。宋初完善法制，提倡依法办事，奠定了“共治”架构的稳定基础，大明不管愿意不愿意，这种体系没变，皇帝通过科举制度，从天下取得他们认为能帮皇帝治理国家的人才，而这些人才通过学习圣人之言，学得治国的道理，从而逐渐走向自觉，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从而早就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思潮。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1页/共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