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是”贾”，即居肆列货，”以待民来，是直接向消费者售卖，”以求其利”。《左传》昭公十六年载，晋国韩宣子要郑国商人的玉环，子产不给。后来郑国商人虽然私下同意，但他却说：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嵩、藜、藋，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来辱，而谓敝邑强夺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诸侯，必不为也。可见，这个商人既然不能自主经营，尚是”工商食官”下的商人无疑。当时的商业活动，虽在市场上进行，即所谓”处商就市井”，但是根据当时的管理制度，必须由政府来垄断市场，掌握物价。据《左传》载，郑、卫、宋国都有诸师(《左传》襄公二十年、昭公二十年)；鲁国有贾正(《左传》昭公二十五年)等官吏管理市场。当时的官府商业和官府工业一样，主要是为了保证奴隶主贵族的需求，不是为了发展和扩大商业贸易，所以”工商食官”制的存在，实际上阻碍了当时商业和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也决定了商人壮大不起来，在地位上一直处于末位。

勉强好点的算是宋代，商人不仅可以从事多种商业和贩运行业外，还直接办产业。他们边生产边贩卖，合工商于一身。使得许多商人经营多取批发和长途贩运，一些有眼光的商人，甚至在江淮之间从事贩盐，拥有船只千艘。一些富商巨贾，还委有代理人和副手，还使用奴仆营商，着实壮大了一把，只可惜宋代内忧外患，商人地位固然提高了不少，但终究是抵不住国破家亡，等到了鞑子，与汉人一般沦落到四等人了，好不容易盼到了翻身做了主人，天下重新洗牌，商人的地位没好不说，还有诸多的限制。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出生农家，骨子里对商人有些厌恶，从登基之初，就有不少抑商的言论和举措。如丙午四月己未，朱元璋在与刘基讨论怎样减轻百姓负担时，说：“今日之计，当定赋以节用，则丨民力可以不困；崇本而祛末，则国计可以恒舒。”认为，节省开支可以减轻老百姓负担，使其不致陷于贫困；“崇本祛末”则国家财政可趋宽裕。洪武十八年九月，更说：“人皆言农桑衣食之本，然弃本逐末，鲜有救其弊者。先王之世，野无不耕之民，室无不蚕之女，水旱无虞，饥寒不至。自什一之途开，奇巧之技作，而后农桑之业废。一农执耒而百家待食，一女事织而百夫待之，欲人无贫，得乎？朕思足食在于禁末作。”愣是把商人经商看做了阻碍农业发展的重大阻碍，对于商人的打压不言而喻了。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共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