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士奇一笑也不在意,低着头喝茶。
杨峥正离开,忽的想起一件事,忙道:“杨大人有一件是我,我忘记告诉你,翰林院的那两个天主教的传教士你知道吧?“
杨士奇道:“听弘济说过?怎么?他们惹出了什么乱子了,还是翰林院的学生为难了他们?“
杨峥摇了摇头道:“那倒没有,是他们想在京城建立一座教堂好用于传播天主教意,这事儿在大明尚是个开端,他们派人来找我,我虽引荐他们,但开设教堂是件大事,还是告知一下内阁为好,也好听听你的意见?”
杨士奇恩了声,与这些传教士他多少也知道些,他们打出的旗号是“我们是从遥远的西方而来的教士,因为仰慕中国,希望可以留下,至死在这里侍奉天主。”这话儿说得委婉,说到底是他们不敢直接回答传教的目的,否则他可能会被驱逐。为了传教,他们从西方带来了许多用品,比如圣母像、地图、星盘和三棱镜等。其中还有《十四行诗》,带来的各种西方的新事物,吸引了众多好奇的中国人。特别是他带来的地图,令中国人眼界大开。这事儿他没少听杨溥提起,甚至说许多西方的文明、学问、诗词不亚于我们,尤其是那个意大利的诗人彼得拉克,此人天赋异禀,年纪轻轻就成了运用十四行诗体最主要的代表。他一生写了三百七十五首十四行诗,汇集成《抒情诗集》,献给他的情人劳拉。在他笔下的十四行诗,每首分成两部分:前一部分由两段四行诗组成,后一部分由两段三行诗组成,即按四、四、三、三编排,每行诗句十一个章节,通常用抑扬格。使得诗词音韵优美,的确不错。一时在翰林院很流行,偶有诗作通过杨溥传到了内阁,所以杨士奇对于这种奇怪的诗词也有些了解,他不得不承认,虽不如唐诗宋词押韵来得严格,但在感情的表达上,的确是不错的选择,颇有几分宋词的格调,算得上是一种新的格调,学一学倒也无妨。
比起这诗词,他更关注的是一本叫《地理学指南》,此书充分地解释了怎样从数学上确定纬度和经度线。然而,没有一条经线是用天文学方法确定的,仅仅少数的纬度线是这样计算的。将陆上测量的距离归算为度,就在这无把握的网格上定出地区的位置。海面上的距离,简直是猜测出来的,但不可否认,这本书中的确存在许多大明不知道的东西,对于即将到来的西洋之行,帮助极大。也正是这一点,让他对这几个传教士有了些关注。
得知他们进入大明后,对中国文明非常称赞:除了还没有沐浴“我们神圣的天主教信仰”之外,“中国的伟大乃是举世无双的”“中国不仅是一个王国,中国其实就是一个世界。”他感叹“柏拉图在《共和国》中作为理论叙述的理想,在中国已被付诸实践。”而且他还发现中国人非常博学,“医学、自然科学、数学、天文学都十分精通。”这些赞美之言,无论是谁喜欢听的,身为首辅的杨士奇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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