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是个笑话?“徐朗叹了声道:”成祖在北京缔造新都、疏通大运河,夏原吉便限制全国商人,只许在北京以米换取“勘台”,于是北京各仓的米十分充裕。米是可以卖钱的,于是夏原吉解决了缔造新都的费用问题。成祖又要张辅平定安南并五次亲征漠北蒙古,夏原吉于是又准许边疆各地“开中”,也应付了少军费与军粮的开支。胡荧“寻仙”、解缙修永乐大典、郑和下西洋,成祖的花费没有止境,而夏原吉张罗的本事有限。于是,便自然而然也走向“通货膨胀”的歪路。尽管永乐时期经济发达、国泰民安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经过二十二个年头的痛快花费,白米一石的价格,已由洪武初年的一贯,涨到五十贯了,这样的米价在宋代算不上贵,可偏偏我们大明的百姓竟吃不起?这着实让人费解的很?“
杨峥一笑道:“其实不难理解,刚才我已说过,是观念的问题?”
徐朗似对这个问题没有深入,或多或少不能理解杨峥的这说法,在他看来,百姓便是农户,农户耕种良田,想要获得好的收成,自然要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去经营,要不然哪来的产量!没产量一家人吃什么,总不能吃黄土吧,所以大明的百姓为了获得更高更多的产量,将大半的精力束缚在土地上,似宋朝那般自由散漫,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而这也是他疑惑的地方,大明的百姓明明是天下最辛苦的人,却偏偏是天下最吃不饱肚子的人,这种巨大的反差他不是没有深思过,可这毕竟是一个大得超乎他思考的命题,始终找不到方向,直到杨峥与他的一番谈话,让他多少有些感悟,宋代疆土小,人口多,除了宋代在农业上的寻求技术的突破之外,更大的好处来自商业,如丝织技术有新的提高。苏州、杭州、成都三个著名的官营织锦院,各有织机数百台,工匠数千人,规模宏大,分工细致,丝织品种类繁多,产品精致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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