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不管承不承认，苏州的繁荣发达，靠的不是农业，而是商业，就是这次的苏州危机，看似是来自粮食，实则是商业上的冲击，倘若不是粮食需求的转换，使得粮食价格的上涨，纵然再来一场更大的大雪，也没他什么事，可一场大雪，愣是让苏州城混乱不堪，足以说明苏州的一切话语权牢牢的在豪门地主，公孙王侯的手中，他们利用手中大量的土地，可以掐死任何新生的商业力量，让一切重新回到他们的手中。

但就此说苏州是豪门地主、王侯公孙控制的一团死水也不尽然，随着土地的大量兼并，在朝局稳定，被战乱破坏的地方，又重新建立起社会秩序，农业逐渐恢复，户口与垦田逐渐增多，粮食产量增加，政府税收增多，官营民营手工业陆续发展，商业城市增多，东西南北商业流通畅快，海外贸易往来活跃，这个时候粮食就不再成为王侯公孙，豪门地主的唯一的经济依赖，事实上从宣德年后，苏州算是进入了高度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无认农具制造或农业生产技术都有了新的发展。不少郡县出现了双季稻，甚至广东、岭南则有三季稻，北方也推广了水稻田。农业产量有了增加，稻田亩产两石或三石，有些地区可达五、六石。农业经济作物的品种增加，产量也相应提高，如此一来，在粮食充足的情况下，他们会根据今年的收成，或是市面上的需要来经营自己的良田，虽说他们不懂得市场这个幕后推手，但聪明的大明人还是会看到银子的去向，商业就成了他们必然的选择，这一点从苏州开始改革种植农作物可以看得出，不仅仅是大户，就是寻常百姓在年月好的时候，粮食够吃的年月，也会在自家的田地上种上桑树，棉花，虽说面积小，但这种理念的转变，无疑最可贵的。

苏州地理位置好，先天性具备了商业的地理条件，随着永乐年的六次下西洋，苏州商业已日益成熟，缺少的只是继续呵护这股力量走下去而已，事实上明朝不是没有萌生这股商业力量，（《醒世恒言》）有这样一段描写：“说这苏州府吴江县离城七十里，有个乡镇，地名盛泽。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谨，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伫足之隙；乃出产锦绣之乡，积聚绫罗之地。江南养蚕所在甚多，惟此镇处最盛。”

这段话反映了当时苏州地区，特别是盛泽镇丝织业发展的盛况和丝绸贸易的繁华景象。作品中的主人公施复开始只有一张织机，是“妻络夫织”的小生产者，后来生产不断扩大，不下十年，就积累财产“数千金”，“开起了三四十张绸机”，成了很大的工场主。学者们认为这样的描写正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产生时代小生产者通过积累资金、扩大再生产，上升为工场主的情况，这就是典型西方的商业模式，只不过由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中国广大地区长期顽固存在，中国缺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市场。其次，地主阶级集中资金后，资金不是流向工业或手工业，而是流向土地，缺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使得这股力量只是在明朝萌芽，并没有继续壮大，不免让人感到惋惜。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共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