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中国本土，致力于糅合东西学说于儒学一体的学者绝不只是三两个人。而是一大群，一大批。中国国内还是有太多太多放不下儒学的人在。甚至不少人还都相当的有名望。

但世界已经不同于以往，工业发展的成果，众人可见。事实胜于一切的滔滔雄辩。

儒学想要有出路，新儒想要不重蹈旧儒的覆辙，那不仅要解决掉儒家最大的一个问题——务实，更要把生产力的发展融入中来。

一直以来，千千万万的新儒之人的‘研究’之路都是致力于如何把工商司法科学等等的一切都融入进新儒学，他们是还没有放弃过去儒家为‘天下师’的逼格。

很多人一面心痛旧学的末路，一面在继承传统学说的基础上，尝试将中西两种文化进行衔接。更多的新儒之人，在打着拟古、溯根的名义，肆意曲解科学定理，将其牵强附会地与中国儒学的传统学术相联相系。一时间，有关西方自然科学与中国儒家‘勾勾搭搭’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学术界，让皇宫里的陈鸣是目瞪口呆。后来这群儒家学子眼看一个儒学都要兜不住了的时候，就毫不迟疑的把道家、佛家，先秦百家，一切有能兜底的东西都拿出来了，甚至提出了‘西学中源’。让陈鸣目瞪口呆额同时，不得不大叹‘文人无齿’，感叹后世的‘砖家叫兽’不是师出无门。

但叶邦伟的主张却恰恰于此相反，他剥离了那些乱七八糟的‘奇奇怪怪’，紧紧扣着‘内圣外王’这一儒家的立宗之本，其核心思想是仁和礼。

仁就是以“爱人”之心推行仁政，使社会成员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礼就是用“正名”（即道德教化）的方法建立社会的道德秩序，使社会成员对自身的社会地位都有稳定的道德认可和道德定位。

社会成员普遍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就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社会的道德秩序，遵守符合自身具体情况的道德规范，造反作乱就没有道德依据（即没有意识形态基础）。社会成员既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又没有造反作乱的意识，社会就可以长治久安。所以新儒学从理论上算是一种超越社会形态和阶级形态的社会统治方略和社会管理学说。可以用各司其责，各尽其力来简单的理解。

仁和礼的关系是仁礼一体。不讲仁只讲礼，礼就不会被社会成员普遍认可，就会遭到反对；不讲礼只讲仁，社会成员不受道德约束，就会由思想上的无政府状态引发现实中的无政府状态——这个词是从西方传过来的。所以新儒学的‘仁和礼’是不可分的。

而具体的实践上，叶邦伟扣着的就是孟老夫子的‘民贵思想’了，民贵而君轻，把“民”置于学说的中心。这是叶邦伟的一次大冒险，但显然他赌赢了。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共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