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交运站做了两年会计，就被调到了公社化工厂，指定为支部委员，厂部分管经营管理，一九七六年春又调离了化工厂，参加公社驻同乐大队蹲点组，担任副组长。

蹲点结束后，我被留在公社，成为一名国家编制外的大集体干部，先是分配在副业组搞种植业、养殖业。当撤销公社建制，恢复乡人民政府后，又调到乡建房办，专门负责农村建房。这项工作是由乡长亲自抓的，但具体工作都是由我来操办的，所以在建房户眼中似乎我的权力很大。农民们翻建新屋，先是填表申请，经乡政府核准后才能按规定建房，随着农民的富裕，全乡需建造新房的很多，他们往往有求于我时……但我从不贪欲，我的认真负责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得到了乡长的赞赏，也获得了建房户的些许好评。

七十年代后期，党对农村的政策有了松动，素有花木之乡的花木人，把自留地上的小生产做了亦农亦商的大文章，开始走上了致富之路。走在最前面的要算花木大队的部分社员，他们解放了思想，发挥了传统优势在自留地上种植了小花草，拿到各菜市场叫卖，收入颇丰，让人眼红，后来把全大队都带动起来了，几乎是每家每户的。这股种花买花的势头直接影响到其他大队，也跟着这么干起来。我家虽然起步晚了点，但也是紧追不舍，学着种、学着卖。为了入门我专门到福州路旧书店去淘到一本《花经》，因当时园艺方面的书尚未出版，所以我是如获至宝，通过书本学习到实践种植，慢慢入了门。开始我就尝到了甜头，所以我的家庭对种花的积极性很高，扩大了种植规模，不但自己培植还向外采购花苗。妻子是公社盆景场的会计，她通过关系，联系到广东福建的花商进了很多南方花苗：像米兰和茉莉苏铁，这些品种在上海是很热销的。

我和妻子每天下了班，就忙碌在自留地上，孩子们帮着做些辅工，每天要摸到天黑还迟迟不肯回家，宅前宅后，左东右西的乡邻们简直不敢相信，感到惊奇。我的叔辈老队长更是颇有感叹，有时经过我们自留地会留住脚步，聚精会神地观望我们夫妇那股劲头，其实这种情况发生在别的家庭根本算不了什么，但我毕竟曾是农民队伍的逃兵，而妻子是一直被看做是弱不禁风的那种。老队长肯定在想也许是世道改变了人吧！

逢到例假日，我们父子三人齐出动到集市去卖花，但要想把花变成钱，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全市到处是花木人在卖花，竞争的激烈是可想而知。花木大队的社员也许他们有祖传的基因，他们能说会道，嘴巴甜甜的，就是会卖花。还有人竟发明了“善意欺骗”，因那时市民虽然喜欢买花赏花，但对花的认知尚浅，所以容易上当受骗。有次我在江阴路花鸟市场，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只见他穿了一身黑，讲得一口不规范的普通话在叫卖瑞香花，人们以为他是福建山区来的花贩子，把他的花一抢而空，当然我知道他卖的根本不是瑞香花。可是大家知道瑞香花既有浓香而且花名有多吉利，确实讨人喜欢。又次我见到一个同乡在叫卖“寿仙桃”，买者很多。但我知道这是一种中草药，因它的硕果有异味，故俗称“臭仙桃”，如真实说，“臭仙桃”听着就恶心谁敢买，可把臭字改成寿字，多美妙啊。买者都能沾点仙气。另外一次是见到一个爱花者，手拿一棵芦竹根，边走边欣赏说是佛肚竹，我对他说着不是佛肚竹，是乡下种的达麻芦根。但此人毫不理会我的好意，仍乐观的说：“放在盆子里弄点水养养，等长出新叶顶好看的。”所以说他是宁可相信是佛肚竹，看来爱好者们花点小钱，买的是绿叶红花，享受的是闲情野趣，还能图点吉利，真是何乐而不为。他们即使知道受了骗，但都毫不在乎上什么当。因为在他们看来只要能有欣赏价值的，一切都是美的。我想这也许就是上海市民爱花的最高境界把。其实花木人培植了很多货真价值的名贵花卉，例如：香水月季，绿荷菊花，都是花中的姣姣者，曾风靡过上海城。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1页/共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