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料，正当事情顺利进行的时候，老蒋突然中途变卦。

原因除屈服于日本方面的压力之外，最主要的是蒋介石用收买和分化的手段，搞垮了粤军的陈济棠，解决了两广事变。

两广事变的解决，让老蒋有些忘乎所以，他以为可以腾出手来对付红军。

另一方面，老蒋又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我党提出的国共合作抗日的政治主张，是因为处于困难境地而急于同他妥协的权宜之计。

因此，老蒋采取了军事压迫与政治解决双管齐下的办法：

一方面继续调集军队“围剿”陕北红军，另一面仍由陈立夫安排人，邀请周副主席等人到香港或广州谈判。

我党决定，为了推动南京政府抗日，同意周副主席可以飞往广州谈判；但先决条件是民党不能再做丧失领土主权的事，暂停进攻红军，立即准备抗战。

由于老对谈判缺乏诚意，并大举进攻苏区，在这种情况下，两党高级人员的谈判已无法进行。

形势的变化，我党决定周副主席暂不出去，由在上海的安志达年为代表，同民党方面作初步谈判。

这样，安志达就成了国共谈判桌上**方面的最高代表。

民党方面的谈判代表由陈立夫充任。

在张冲的安排下，安志达在上海沧州饭店与陈立夫进行了会晤。

安志达将周副主席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信交给了陈立夫。

周副主席在信中首先表达了对于“双方负责代表具体谈判事，迄今未得复示，不胜系念”的心情，。

接着提出质问：“蒋先生于解决两广事变之后，犹抽调胡军入陕，阻我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岂停止内战可以施之于西南，独不可施之西北耶？”

并指出：“内战不停，一切抗日准备无从谈起。”

周副主席在信中，对两陈寄以厚望：“两先生为贵方党国中坚，领导党议，倘能力促蒋先生停止内战，早开谈判，俾得实现两党合作，共御强敌，则两党之幸，亦国家之幸也。”

在信的末尾，周副主席向陈立夫介绍了安志达的任务：“现为促事速成，特委我党安志达同志前来详申弟方诚意，并商双方负责代表谈判之地点及时间，到时希赐接洽。”

陈立夫仔细看完信后问：“安先生，你是代表周个人还是你们党？”

陈立夫意在弄清楚安志达在谈判中的身份。

“我代表整个苏维埃与红军，来与南京政府及中央军谈判的，并非代表任何个人。”安志达非常干脆地回答说。

“既然是这样，那安先生能否先说说贵党关于合作的条件。”陈立夫点了点头。

“我党的条件是，双方共同努力，实行对日武装斗争，保卫与恢复全中国之领土与主权，实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队抗日救国联合战线，依据民主纲领建立中华民主共和国。”安志达依据《抗日救国协定方案》回答道。

“就这些？”陈立夫问。

“还有，双方应立即停止军事敌对行动，划分红军必须的与适宜的屯驻地区，供给红军军费、粮食和一切军用品，不得变更我党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

改革现行政治制度，释放政治犯，不再破坏我党组织。

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建立统一的全**事机关，红军派人参加。

在此基础上，我党承认民党在此种机关中占主要领导地位；同时，与苏联订立互助协定；双方均保持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安志达一口气把我党的主张，陈述给陈立夫，然后接着问道：“陈先生，不知南京对我们的提议有何意见？”

“安先生，对你党提出的建议，我代表蒋先生先给予你们答复：

第一，既愿开诚合作，就不好有任何条件。

第二，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

第三，目前红军可保留3000人之军队，师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材录用，党内与政府干部可按材适当分配南京政府各机关工作。

第四，如果军队按上述处置，则你们所提各项政治要求都好办。”

陈立夫转述完老蒋的苛刻条件，望着安志达，微微笑着问：“安先生，这条件恐怕贵党不易接受吧？”

“陈先生，这些条件，是蒋介石先生站在剿共立场上的收编条件，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看来贵方毫无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