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本是有关医学的。

在医学这条路子上，阿拉伯人是比较奔放的，因为他们公然解剖人体，获取知识，这就比较那啥了。

在中国古代，或许也有人做这类事。但往往社会压力极大，不得不偷偷摸摸，也没有形成系统的知识，以至于到了清代，医师们仍然痛感解剖知识的贵乏。

邵树德不知道阿拉伯社会对这种事的容忍程度如何，大概是比较宽容的。因为在一百年后，有位叫依本·西拿或者阿维森纳的布哈拉人，就整理前人资料，推陈出新，写了本《医典，内容涵盖解剖学、外科学、药学等方面，非常大胆。

其实，在这一时期，阿拉伯、波斯的医学还是有可观之处的。他们提出了不少概念，为后世所引用。比如，糖浆syrup、苏打soda水等词汇，就源自阿拉伯语。

他们与中医一样，非常喜欢用软膏、搽剂，两国医学颇有可通之处。

唐高宗永徽二年61，秦鸣鹤用景教刺络放血术给唐高宗治疗风眩。

白居易、刘禹锡等人治疗白内障，就是请擅长此道的婆罗门僧人。

而阿维森纳的《医典中，也收录了17种中国药物。

闭门造车，水平越造越差，还是需要交流。

第二本是有关乐器乐谱的。

邵树德露怯了，看不太懂。他在音乐方面的造诣实在有点差，不过没关系，交给专业人士就行。

第三本是天文方面的。

他看了看，有点离谱，居然是地心说。

这本书应该不是阿拉伯人写的，而是他们翻译了古希腊的相关学说后，自己进行阐发，写的一本书。

地心说当然是错误的。但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你怎么证明它是错误的呢？是不是需要天文望远镜？

想起内务府那一地鸡毛的眼镜产业，他只能叹一口气。到现在还在用天然水晶磨制镜片，成本极其高昂，产量十分低下，有点离谱。

但天文与航海密不可分，是一门十分重要的学科。近海航行的难度很低，因为有陆地参照物，但你若想离开海岸远一些，深入大洋，那么如何定位就很重要了。

东晋僧人法显在访问印度乘船回国时曾记述：“大海弥漫无边，不识东西，唯望日、月、星宿而进。”

是的，在大海上可以靠星辰定位，但此时的技术还十分落后，误差很大。这从九成九以上的船只仍然走近海就能看得出来，偶有进入深海航行的，经常偏航。比如，从明州出发前往日本的船只，就经常跑到朝鲜去，这就是在大海上偏航了。

想到此处，他勐然惊醒，喊道：“韩全诲。”

“陛下。”韩全诲走了过来，躬身行礼。

“波斯使者走了没？”他问道。

“已行十余日。”韩全诲答道。

“派人追上他们，就说如果能从巴格达图书馆——”邵树德说了一半，又摇了摇头，道：“算了，这样太操切了。让李守信过来见朕。”

李守信是鸿胪寺少卿，建极十四年随驾西征，同光元年返回。

在结束西征，返回长安的路上，邵树德就萌生出了派人出使西方各国的念头。

回到长安后，因为随驾出征甚久，邵树德不好意思立刻就让李守信出使，于是便放他在家休息了一年时间。

现在么，似乎可以行动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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