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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皇宫内做法事的憨山和尚，是慈圣太后较为欣赏的出家人之一。

有明一代，佛教的发展和太祖颁布的宗教政策密切相关。太祖本人当过一段时间的和尚，对佛教管理中存在的弊端非常清楚。他建极以后，认为佛教既有消极的一面，也有重要的辅政作用，因此对于佛教是管理、利用相结合——至于他本人，广造杀业的时候可没有受到佛法的一丝一毫的影响。

出于便于统治和愚民的目的，并尽量减少佛教对生产生活的负面影响。太祖在佛教的推广和管理上制定了细密的宗教管理制度和措施[注1]。

这些制度和诏令对中国的佛教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有明一代，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既没有像满清和后世那般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也没有像在灭佛的朝代中那般，被打压的无处容身。一直不温不火，处于一种健康状态。

虽然嘉靖时期，佛教因为皇帝崇信道教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但隆庆帝信仰佛教，并在登基后纠正了嘉靖崇道灭佛的政策。至于他的两位妻子，则崇佛到了痴迷的地步。尤其是李太后，原时空她的崇佛活动，直接在晚明时期让佛教兴盛到了隋唐之后的最高峰。

在隆庆六年，刚秉政的慈圣太后会同冯保、国公朱希忠等权贵，向皇姑寺布施了一口大钟。皇姑寺历来与崇佛的明代宫廷关系密切，李太后布施大钟实际上是向天下展示了当政崇佛的风向标。

李太后带头之后，立即在本就有一定佛教基础的天下掀起了崇佛的风潮。“京师内外，多置梵刹，动费聚万。”朱翊钧穿越过来后，将李太后用内帑修造梵刹的兴趣转向了蒙古、宁夏和西藏等地。但汉地权贵为了巴结慈圣，布施寺田、金银，远超内帑在边地的投入。

万历二年，礼科给事中梁式题《禁左道三条》，其中言：“今各处大小寺院庵观，不可计数矣......淫祠煽惑于民风。”又言“异端粉饰声容以诳惑愚俗，未有如今日之盛也。”——若不是朱翊钧拦着，李太后恨不能宰了他。

李太后对给事中可以喊打喊杀，但对张居正就不敢这样了。作为套着儒家皮儿的法家门徒，张居正是绝对意义上的无神论者。

在张居正的支持下，礼部连发“禁左道”之令，重申日渐崩坏的太祖《申明佛教榜册》，狠刹佛门无序发展的歪风。而万历初年的慈圣太后，对佛教本义也不是很清楚——拿内帑修碧霞元君的娘娘庙就是明证。

她面对当时佛门“逾越礼制”、“奢侈香蘸”的歪风也甚是反感。因此，对张居正有理有据的压制不再反对。

朱翊钧逐步掌握大政之后，李太后有了大量的时间礼佛，且深入的学习佛法，她比原时空更早的成为一个无比虔诚的佛教徒。

而中国的宗教，从未取得过中世纪教皇国那般崇高的地位。佛教徒无不深知，“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沙门所作一切佛事，无非为国祝厘，阴翊皇度。”对自己的发展必须依靠皇权是心知肚明的。

作为皇帝的亲生母亲，慈圣太后受到佛门的高度重视。当时名显天下的高僧，无不以到宫中**为最神圣的使命。

万历元年，慈圣以“保国选僧诵经”为由，由僧录司宣召高僧入宫**，憨山即在其内。

憨山幼时颇有慧根，入法门修习佛法前，其师祖见他聪慧，反倒让他先深研儒家、道家诸般法门，世事洞明的学问也让他学，人情练达方面更有言传身教。

如此一来，憨山剃度后如同开挂，一路勇猛精进，很快闯下偌大的名头。因他深谙世情，为李太后**时既能通俗易懂，又能鞭辟入里，将居士修行法门和境界讲的清清楚楚，李太后大悦。

万历五年春天，憨山在修行中发愿，以皇帝当年刺血抄经，为太后祈福为榜样，刺血泥金写经，来报父母深恩。慈圣知道后大受感动，觉得憨山身体力行，打破了“佛教徒抛弃父母家庭，才能断绝尘缘”的谣言，命朱翊钧以皇帝的名义“赐金纸以助”。

同年秋天，紫柏、妙峰、憨山三大高僧，在五台山举办盛大的祈福法会，祝祷皇帝子嗣绵长。这事儿更对上了李太后心思，她除了赞助布施之外，还发愿要在五台山上修建释迦文殊舍利宝塔，来保佑第一个皇子的降生。

到了年底，庄静嘉怀孕的消息确认。李太后可不管亲儿子做了多少努力，立即认定这是五台山法会的作用，在崇佛的道路上越陷越深。

等到了庄静嘉要生产时，李太后焉能不找最信任的高僧护法？因此，紫柏和憨山受命，从五台山返回，在已经完工的仁圣寺日夜诵经祈福。等皇后顺产，李太后对朱翊钧说：“看吧，高僧念经，你媳妇顺产，你还能说什么？！”朱翊钧听了，哭笑不得。

但是美中不足的是，李太后认为荣昌公主应该是个男孩。嗯，定是在某个环节出了问题，否则不应该如此。

有疑问当然要问，于是九月十九日观音菩萨出家日，憨山大师就被接到养心殿，慈圣和皇帝要亲自问问为什么这皇后头一胎是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