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宗无奈,收回了京营二十六万大军的宏伟蓝图。
次年完成改制,丰城侯李熙奏言“今京营正、备兵止十二万计”。
这就是新京营的定额,十二万人。
靠着这次增设选锋、标兵、壮丁的名义,扩大至12万余人,借机清查了一番差占、冒饷等问题。
得出了,京营其中实际可用之兵仅四万人,的结论。
一直到嘉靖三十八年,世宗皇帝与镇远侯顾寰才将兵丁,真正扩充到了九万人京营三十个小营,“听征官军每枝小营三千”。
但随着世宗撒手,顾寰调离,隆庆年间的京营再度回到了兵部的控制下。
此时具体有多少可用之兵,已经不甚清楚了。
除开兵丁的员额,还有将领的无能,也是京营腐朽的重要原因。
倒不是说明朝的将领是废物,而是说,在如今的定制下,京营天然有筛选留下废物的功能。
其一,京营勋臣、京卫武官结党排外。
京营起初有定制,只从勋贵中挑选,经年累月之下,形成了一种内部杂交的模式。
十几家勋贵的基数,能出几个有能耐的人?结论自然不言而喻。
为此,隆庆元年十月,中枢违背祖制,召福建总兵戚继光协理戎政。
然而“台省议论不一,而且部持两端”。
直白来说,就是阻力过大,不得已,只能改为神机营副将。
不过即便是副将,也只干了三个月就调离了只因戚继光奏称京营士卒,率皆豪贵寄养,难以管束。
其二,是武官正俸不高。
如宣府、大同总兵有百顷养廉田,每年可得数千银两。
但京营没有这个待遇。
故京营“禄最薄”,却应酬答礼“诸费复夥”。
其三,则是京营立功升迁的机会极少。
隆庆元年以后,边将三年防御无过的可加升职衔。
此后,京营欲“照边将例”加秩,被兵部以“利害劳逸,相去甚远”为由否决。
因此,逐渐形成武官“重外轻内,以京营为冷局”的局面,“将官一入此地,如同弃置”。
边将若被兵部选入京营,常请督抚“咨留及托故规避”。
在营之“号头、中军、千把总等官百方营干,谋求外升;新升京营副将等官祈留外任,不肯内转”。
边将不愿调入京营,勉强调入又不安于位。
兵部有识之士众多,便想了个法子索性“猥以处劣转者,如云某考中下,转京营;又云某不堪外用,处京营”。
简单来说,就是不合格的就调入京营,作为武将的惩罚。
京营成了“懦劣者入营备员,冀望躐等”之所,那么军士训练的废弛就可想而知了。
总而言之,京营如今已经实在烂透了。
这些都是基础病,不是朱翊钧阅兵振奋士气,就能有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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