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科举试士之法有三:诗赋也,策问也,经义也。宋皆用之,(并)[互]相褒贬,而以时兴废。
夫此三者,略而言之,经义尚矣。策问者,有所利用于天下者也。诗赋者,无所利用于天下者也。则策问之贤于诗赋,宜其远矣。乃若精而求之,要归而究之,推以古先圣王涵泳之仁、濯磨之义,则抑有说焉。
经义之制,自唐明经科之帖经始。帖经者,徒取其记诵,则其待士者已末矣。引而伸之,使演其精意,而著为经义,道之所以明,治之所以定,皆于此乎取之。
抑使天下之士,成童以后,日紬绎于先圣之遗书,以厌饫于道腴,而匡其不轨。故曰经义尚矣。
然而不保其不敝者,习之斯玩之,玩之斯侮之,以仁义中正之格言,为弋利掠名之捷径。而支离者旁出于邪,疲茸者偷安于鄙,雕绘者巧乱其真,拘挛者法伤其气,皆所谓侮圣人之言者也。则明经而经以晦,尊经而经以亵,末流之所必趋;纠之以法,而法愈以锢人之心。
是其为獘也,已獘而后知之,未獘之前,獘伏而不觉。故君子不能豫度士风之日偷,而废之于先。
而獘之显著于初者,莫诗赋若也。道所不谋,唯求工于音响;治所勿问,祗巧绘其莺花。其为无所利用于天下也,夫人而知之,夫人而能言之,则固不得与策问争长矣。策问之兴,自汉策贤良始。
董仲舒天人之对,历数千年而见为不刊。嗣起者,竞起以陈当世之务,为得为失,为利为病,为正为邪,为安为危,人百其言,言百其指,以争效之于天子。天子所求于士以共理天下者,正在于斯。以视取青妃白之章,不亦远乎!然为此说者,抑未体乎先王陶淑之深心,以养士习,定国是,知永终之敝,而调之于早者也。
夫先王之造士,岂不欲人抒其规画以赞政纪哉?乃汉之始策贤良也,服官之后,品行已征,成绩已著,三公二千石共保其为醇笃之儒,而后策之。始进之士,固不以此为干禄之径,而自献以言,夫亦有深意存矣。
道莫乱于多歧,政莫紊于争讼,士莫恶于揣摩天下之形势而思以售其所欲为。夫苟以策问进之,则士皆于策问习之。陈言不适于时,则倚先圣以护其迂;邪说不准于理,则援往事以文其悖。足未越乎闾门,而妄计九州之盈诎;身未试乎壁垒,而辄争一线之安危。
于是诡遇之小夫,心胥史之心,学幕宾之学,依附公门以察其条教,窥探时局以肆其褒讥。人希范、蔡之相倾,俗竞仪、秦之互辩,而淳庞简静之休风,斩焉尽矣。其用也,究以无裨于用也;其利也,乃以成其害也。言诡于下,听荧于上,而民不偷、国不仆者,未之有也。
且夫诗赋,则亦有所自来矣。先王之教士而升以政也,岂不欲规之使圆,削之使方,檠之使必正,束之使必驯,无言而非可用,无动而非可法,俾皆庄肃如神,干惕如战,勤敏如疾风,纤密如丝雨,以与天下相临,而弘济艰难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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