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宣宗初识李德裕于奉册之顷,即曰:“每顾我,使我毛发洒淅。”夫宣宗非孱主,德裕非有跋扈之气发于声色,如周勃之起家戎伍、梁冀之世习骄倨者,岂果见之而怵然哉?有先入之言使之猜忌者在也。
武宗疾笃,旬日不能言,而诏从中出,废皇子而立宣宗,宣宗以非次拔起,忽受大位,岂旦夕之谋哉?宦官贪其有不慧之迹而豫与定谋,窃窃然相嚅唲于祕密之地,必将曰太尉若知,事必不成。故其立也,惴惴乎唯恐德裕之异己,如小儿之窃饵,见厨妇而不宁也。语曰:“盗憎主人。”其得志而欲诛逐之,必矣。
此抑有故,德裕当武宗之日,得君而行志,裁损内竖之权,自监军始。监军失权,而中尉不保神策之军,于时宦官与德裕有不两立之势。德裕为之有序,无可执以相挠,而上得武宗之信任,下有杨钦义、刘行深之内应,故含怨毒也深而不敢发。
迨乎武宗疾笃不能言之日,正其河决痈溃、可乘以快志之时也。不废皇子立宣宗,则德裕不可去;不訹宣宗以德裕威棱之可畏,则宣宗之去德裕也不决。其君惴惴然如捍大敌之不能姑待,而后德裕必不能容。盖德裕之所能控御以从己者,杨钦义、刘行深而已,二人者,其能敌宫中无算之貂璫乎?皇太叔之诏一下,德裕无可措其手足,待放而已矣。唐之亡亡于宦官,自此决矣。
或者谓德裕事英断之君,相得甚欢,而不能于弥留之际,请凭玉几、受顾命以定冢嗣,使奸人得擅废立之权,非大臣卫国之谊,是已。然有说焉,武宗春秋方富,虽有疾而非必不可起之危候,方将大有所为,而不得遽谋身后:迨及疾之已笃,昏不能言,虽欲扣閤请见,而谁与传宣以求必得哉?
所可惜者,先君之骨未寒,太尉之逐已亟,环唐之廷,无有一人焉昌言以伸其忠勋者。岂徒无为之援哉?白敏中之徒且攘臂而夺相位,崔、杨、牛、李抑引领以望内迁,而郑肃、李回莫能御也。意者德裕之自矜已甚,孤傲而不广引贤者以共协匡赞邪?抑自朋dang兴,唐之士风披靡于荣辱进退之闲,而无贤可荐邪?二者皆国家危乱之券也,必居一于此,宜乎唐之不复兴矣。
二
宣宗初立,以旱故,命大臣疏理系囚,而马植亟以刻核之言进,请官典犯赃及杀人者不听疏理。
夫二者之不可遽释,是已;而并不听其疏理,唯法吏之文置之辟而莫辩,宣宗用申、韩之术,束湿天下以失人心,植实首导之矣。
唐自高宗以后,非弑械起于宫闱,则叛臣讧于肘腋,自开元二十余年粗安而外,皆乱日也,而不足以亡者,人心固依恋而不忍离,虽役繁赋重,死亡相接,抑且戴奕叶之天子于不忘。
无他,自太宗以宽容抚士庶,吞舟漏网,则游鳞各呴沫于浦屿,即有弱肉疆食之害,而民不怨其上也。罗希奭、吉温以至穷凶如侯、索、周、来,抑但施惨毒于朝士,而以反叛为名,未尝取吏民琐细之愆,苛求而矜其聪断;马植之徒,导主以渊鱼之察,而后太宗之遗泽斩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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