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人之所受，如其器而止，溢于器，则汎滥不可复收，并其器而亦倾。怀恩可使为偏裨，听汾阳之颐指者也。故当李光弼入军之日，而能止军中之乱，过此则溢矣；虽自速其亡，亦所不恤也。

叛之速，而祸止于太原与奉天，河北不与俱起，犹云京、抱玉之功也。借曰勿激，则其反也在程元振既诛之后，徒委罪于元振，岂定论乎？以大任委人，不揆其器，未有不乱者也。

五

广德二年，户部奏户口之数二百九十余万，较天宝户九百六万九千有奇，仅存者三之一也，而犹不足。叛贼之所杀掠，蕃夷之所蹂践，乱军之所搜刷，死绝逃亡，而民日以耗，固也。

然天地之生，盈而必消，消而抑长，民之自惜其生，惊窜甫定，必即谋田庐、育妇子，筋骸以习苦而疆，婚嫁以杀礼而易，亦何至凋零之逮是哉？

盖国家所以安集其人民而足其赋役者，恃夫法之不乱、政之不苛，汙吏无所容其奸，猾胥无所雠其伪耳。

丧乱猝兴而典籍乱，军徭数动而迁徙杂，役繁赋重，有司以消耗薄征输不及之责而利报逃亡，单丁疲户，徼幸告绝，而黠民乘之，以众为寡，以熟为莱，堕赋于僻远愿朴之乡，席腴产、长子孙者，公为籍外之游民，墨吏鬻版籍，猾胥市脱漏，乃使奉公畏法之愿民，代奸人以任国计，户日减，科敛不得不日增，昔以三而供太平之常赋，今以一而应军兴之求索，故其后两税行而税外之苛征又起，杜甫所为哀寡妇诛求之尽者，良有以也。

民之重困，岂徒掠杀流亡之惨哉？第五琦、元载之箕敛愈酷，疲民之诡漏愈滋，官胥之欺诬愈剧，此二百九十余万者，犹弗能尽隐而聊以塞上之求者也。

以此知广德之凋残，上损国而下病民，诚有以致之，盖乱世必然之覆轨矣。赋轻役简，官有箴，民有耻，虽兵戈之余，十年而可复其故，亦何至相差之邈绝乎？

六

读古人书，不揆其实，欲以制法，则殃民者亦攀援附托以起，非但耕战刑名之邪说足以祸天下也。

三代取民之法，皆曰什一，当其时必有以处之者，民乃不困。其约略可考者，则有中地下地、一易再易、田莱相参之法，名为什一，非什一也。

以国之经费言之，天下既自上古以来封建相沿，而各君其国，以与天子相颉颃，以孟子所言，率今一小县，而有五世之庙，路寝三门之制；百官有司，则以周初千八百国计之，以次国二卿为准，南不尽楚塞，西不踰河、陇，东不有吴、越，中原侯甸未讫六州，而为卿者已三千六百人，人食一千六百之粟，而大夫士府史胥徒坐食无算。

今天下十不得一也；币帛饔飧见于聘礼者，如此其繁，比年三年数举而偏于友邦，皆民之画耕夕织、勤苦而仅获者也。后世而幸免此矣，则无三王宽恤之仁，而欲十取其一，以供贪君之慢藏，哀哉！苟有恻隐之心者，谁忍言此哉？

然而第五琦窃其语以横征，欲诘其非，则且曰此禹、汤、文、武，裁中正之法以仁天下，而孟子谓异于貉迫者也，胡不可行也？乃代宗行之三年，而民皆流亡，卒不可行而止。

以此推之，后世无识之士，欲挠乱成法，谓三代之制一一可行之今，适足以贼min病国，为天下僇，类此者众矣。不体三代圣人之心，达其时变，而徒言法古者，皆第五琦之徒也，恶逾于商鞅矣。何也？彼犹可钳束其民而民从之，此则旦令行而夕哭于野，无有能从之者也。三十取一，民犹不适有生，况什一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