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时期白莲教起义是困扰统治者的最大社会问题。乾隆朝的社会矛盾引发了白莲教起义，这位名噪历史的帝王倾其全力，也没有平息这场动乱。嘉庆朝为了镇压白莲教为主的大起义，几乎耗费了嘉庆一生的精力。本文就嘉庆朝对白莲教起义的镇压过程进行综合评析，以揭示嘉庆朝衰弱的原因。.

自乾隆中叶以后，在清王朝统治下的封建社会中，土地高度集中，经济日益凋敝，财政匮乏，吏治**，军备废弛。曾经盛极一时的清王朝逐渐走向衰落，随之而来的，则是在全国范围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迅速激化。

清中叶以后，随着地主阶级政治、经济势力的日益巩固和发展，贵族、官僚、地主、大商人开始了对土地的疯狂兼并。满族贵族在入关后，即以皇室庄田、宗室庄田、八旗田等名义圈占了大量土地。康熙八年1669年清廷虽然正式下达了停止圈地的命令，但此后满族贵族仍依恃政治特权继续广占良田。乾隆时，仅由皇室控制的官田皇庄即达8000余万亩。满族大官僚亦竞相抢占土地，乾隆宠臣和珅占地8000余顷。汉族大官僚对土地占有的数目也十分惊人。康熙时的大官僚徐乾学在江南苏常一带占有大量土地，仅无锡一地，占田达10000顷。大商人对土地的兼并亦动辄成千累万。乾隆时直隶怀柔郝氏，“膏腴万顷”①。贵族、官僚、地主、大商人对土地的兼并，使大量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广大农民则纷纷破产，流离失所。早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湖南巡抚杨锡绂即指出湖南土地高度集中的严重情况，他说：“近日田之归于富户，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②土地的集中，势必导致“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严重局面。大批失去了土地的农民，或沦为佃户和雇工，或成为耕无田，居无定所的流民。沦为佃户的农民被迫承受地主阶级高额地租的残酷剥削。当时的地租率，至少是四六分成即地主四，佃户六，一般是对半分成，主佃各得一半。佃农除了向地主交纳正额地租外，往往还得向地主缴纳名目繁多的附加租。各种节令时日，农民要向地主缴纳鸡、豕、鱼、帛等等应时之物。除此而外，农民还需负担清政府的各种捐税。这样，农民终年辛勤所得，已大部甚至全部被地主阶级和封建国家剥夺殆尽，一遇水旱虫灾，农民竭其所有亦不能完纳地租捐税。因失去土地而沦为流民的大批农民，有的不顾清政府的禁令，进入清政府封禁的东北、蒙古及沿江沿海垦殖。他们披荆斩棘艰苦备尝；还得设法应付官府的驱逐，颠沛流离，难以安定；有的流落城镇。街头，沿街乞讨，朝不保夕。土地的高度集中，苛重的封建剥削，将广大农民逼得走投无路，无以为生，社会阶级矛盾迅速激化。在乾隆中叶社会矛盾普遍激化的情况下，川、楚、陕地区尤为尖锐激烈。这些地方的土地大部分集中在地主手里，大部分农民沦为佃农，终岁勤恳劳作，所得粮食除完交地主租息外，余存无几。“且佃户惟恐地主夺田另佃，往往鸡豕布帛，无不搜求准折，甚至有卖男鬻女，以偿租者。”③而这些地区政治的黑暗**，官吏肆无忌惮地贪赃枉法更甚于他处。乾隆末年，毕沅为湖广总督，福宁为湖北巡抚，陈淮为湖北布政使，这三人官官相护，千方百计婪索民财。当地人民形容他们三人说：“毕如蝙蝠，身不动摇，惟吸所过虫蚁；福如狼虎，虽人不免；陈如鼠蠹，钻穴蚀物，人不知之④。”乾隆末年，清政府为了镇压苗疆起义，“派及数省，赋外加赋，横求无已”⑤。由于湖北临近湘、黔，故差徭尤多，贪官酷吏，藉此“奉一派十，渔利侵肥”⑥。在封建统治者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下，这些地区成千上万的农民被迫离开祖居之地，成为流民。当时川、楚、陕边界的南山、巴山老林地区成为四川、湖北、河南、江西、安徽等省流民的集聚之地。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1页/共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