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刚即位时，为笼络人心，首先下令刑部将悬挂在菜市口枭示的汪景祺（年羹尧亲信）头骨取下“制竿掩埋”，接着又降旨赦免了被发配的汪景祺及查嗣庭（隆科多案）的亲属。为避免再发生以文字罪人的冤狱，乾隆帝还听从山东道御史曹一士“请宽妖言禁诬告折”，批准刑部的建议：今后凡告发旁人诗文书札等悖逆讥刺的，如审无实迹，一律照诬告反坐；如果承审的法官率行比附成狱的，以“故入人罪”论。

虽然此时文人早被康熙、雍正两朝抽去脊梁，但仍然高兴万分，纷纷上表称颂乾隆“上下无隐情”、“为政以宽缓”，并大施感情代理权编造民谣：“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以对比雍正时的歌谣“雍正钱，穷半年”。

然而乐极生悲，乾隆十六年，**又死灰复燃，起于“伪孙嘉淦奏稿”案。

此案前后一年多时间，多涉及封疆大吏，前后牵扯进了十八个省，受难人数不可计数。（以湖广、江西最多，而四川一省就捕获了二百八十余人。）

乾隆帝丝毫不想到自己确有过错，反而感觉到敌对暗潮在全国涌起，认为原因是因为之前自己的“皆因以往实行的宽大之政”，是“请宽妖言”、“禁挟仇诬告诗文”等政策纵容了“诽谤”。所以此后乾隆帝决定改变“妇人之仁”的“宽缓方针”，决定继续继承列祖列宗的严猛苛政，降旨道：“此等奸徒，传播流言，俦张为幻，关系风俗人心者甚大，不可不力为整饬。”

从此**再次波澜壮阔，直到以修四库全书为名义，完成了查办**、彻底摧残中华精神文化的千古创举。

所以在所谓的“圣主”、“十全老人”乾隆帝时，**达到历史巅峰，在乾隆十六年以后的四十多年日子里共发生一百三十余案。其中四十七案的案犯被处以死刑。（**死刑意味着：生者凌迟、死者戮尸、男性亲族十五岁以上者连坐立斩。）牵强附会、望文生义、捕风捉影造出的**，在乾隆朝中后期是如脱缰野马不可控制。甚至一些疯子胡乱涂抹也被定为“逆案”，凌迟处死，已然荒唐到了极点。

这般的情况下，梁纲自然能完全笃定自己的计划会万无一失了。只要那些个**一共开露面，官府、衙役就会像疯狗一般扑上去，细细的嗅闻着一切气味，不会放过一点的蛛丝马迹。（发大财得上风青睐的好机会）

而且有了海成（注释1）的前车之鉴在目，相信满清的官吏也不会再重蹈覆辙。判案定罪的时候肯定会全往重里定，死人很简单，抄家灭族也很寻常。全国各地的书案同时爆发，等到消息都传到北京的时候，就算是乾隆他们看出了不对也晚了。风浪已然掀了起来，又如何能轻易地把它压服下去？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3页/共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