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情在朝堂上据说引起了轩然大波。当然,一般人能够理解,既然要北伐,那就必须要建材和扩军,没有粮草和士兵,上哪里去打仗?
但是,国家还有一部分沦陷区在金人手里,想要恢复到仁宗朝、英宗朝那样的全盛贸易岁入过亿,也不太可能,要不然赵官家也不会一门心思支持张俊搞海贸了。
而东南和巴蜀作为靖康之后建炎年间赋税和徭役最重的地方。本身对北方的战事毫无兴趣,全凭官家的威望强压,在大战之前做出一定的安抚也是有道理的。
更不用说,东南本是道学家和退休官员聚集的地方。牢骚满腹,都是说轻的。
赵宋官家要建立新总,毕竟也要礼敬这些曾经在国家危难之时力挽狂澜的人物。
但最惹人争议的还是
“正名”这一条。官家强迫二圣回忆当年和金国交往的种种弊端和错误。
等于让他们在底报上公开写回忆录,这种逼迫父兄的行为简直把他们安置在少林寺和洞霄宫还要恶劣。
几乎遭到了所有道学名家和一些老年儒者的反对。就算是原学一派,也多有缄默者。
毕竟中国是个孝道社会,赵九敢如此刻薄的对待太上道君皇帝,那是因为靖康耻的惨痛太过强烈。
每一个大宋人民都受到了无穷无尽的痛苦,所以他们对赵玖一些过激的言行都会置若罔闻。
但这个容忍度并不是无限的。但话又说回来,凭借着赵宋天子这些年的绝对权威,他想干什么事情,又有谁能真正拦得住呢?
哪怕金国那边三个摄政亲王也不行。所以最终的结果是,朝廷仿效了靖康中的那次着名朝会,以数人头这种方式直接的通过了张浚的一揽子方案。
真正对此激烈抗辩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靖康时节的气节之臣李纲。吴瑜知道那一天赵官家非常生气,连后宫都没有回,是直接到的吕公相府上过吃的晚饭。
等回来了之后,黑着脸一句话也不想多说。吴瑜见状,压根儿就没敢抱儿子出来。
吴瑜坐在一旁,轻轻的给他顺着气,难得劝慰了一句,
“官家为江山社稷受了太多的委屈,但臣妾当时读书,有这么一句话记得很牢固,受国不祥,为天下王。。。。。”赵官家轻轻一笑,复又敛了神色道,
“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这也不是怀疑李伯纪的操守,只是有些失望罢了。君臣这么些年,朕一直以为他和我是有默契的。”这一会
“朕”一会儿
“我”的,可见赵官家说的是心里话,可是吴瑜的政治水平在那里摆着,也不可能说出更加高深的劝慰之语来。
如果赵官家的心结那么容易被劝通的话。那么吕好问,赵鼎和张俊浚早就一起出马了。
但没有战争和巨大财政改革的前提下,吴瑜觉得时间过得格外快。整个建炎七年,仿佛很快就过去了一大半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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