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为水德之治，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 。急法，久者不赦，则其所系岂小哉！”邹衍的五德终始说认为人类社会是在不断变化的，自有其合理性，然以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来解释，就陷入了机械论。

至于秦始皇的“水德之治”，错不在邹衍身上。

邹衍提出了五行的概念、“五行生胜”的理论，试图说明事物运动变化的普遍的规律。他认为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是五行相生的转化形式，说明事物之间有着对立的关系。这是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思想因素。

他把历史看成常变的，认为没有万世长存的王朝，这是合理的，但忽视了历史变革的社会和经济原因，将至归结以神秘的天意，并且是循环论，这就陷入了迷信的泥潭。

邹衍的阴阳五行思想对后代哲学，医学，历法，建筑等领域影响很大，尤其是在汉代被董仲舒的新儒学所吸收，成为支持“君权神授”的学说的理论框架。

……

大九州的地理学说

邹衍还有一个重要学说，即大小九州说。

邹衍说：“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

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

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州。

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

但仔细推敲，《史记》所说“中国……于天下乃八十分居一分”之说，可能有误。

关于此问题，杨希枚先生认为，“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其中“九”应为八之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出中国为世界的“八十一分居其一分”的结论。

如不改“九”为“八”，则赤县神州再加以外的九州就是十州，而不是九州。

十州之内，按赤县神又分九州计算，则世界共九十州，中国当为世界的九十分之九，而非八十分之一。

不过，这里的问题不必深究，我们可以作如下解释：“九”在古书中常常泛指多数，并非如今人所说的实数。而邹衍的大九州说，本来出于想象，大可不必认真计较其实有州数。

王梦鸥《邹衍遗说考》认为，邹衍大九州说是“以阴阳五行的原理来解释方舆”，“因此原本只是五州，经其后学之手，才成了九州”。

我们认为这只是一种推理，不一定符合实际。

因为九州之说，在先秦早已有之，《禹贡》、《周礼·职方》都有九州之说，《逸周书·成开》也记载：\"地有九州，别处五行。\"邹衍的大九州说是总结这些地理知识，加上他的想象而成的。

邹衍的大九州说在战国时代确是惊世骇俗的。

而我们认为，邹衍对古代地理学有相当大的贡献。

他反映了战国时期人们对中国和世界地理的知识和推测，认为中国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

此说之形成，与齐国东临大海不无关系。

这就自然容易引起人们对海外世界的遐想。

……

司马迁在《史记》中把他列于稷下诸子之首，称“驺衍之术，迂大而闳辩”。

邹衍到过赵、魏、燕等诸侯国，均受到各国国君礼遇。

邹衍开创战国时期阴阳家学派，其主要思想是“五德始终说”和“大九州说”。

他将五行说附会到社会的变动和王朝的兴替上，提出“五德始终”的历史观。

在对宇宙的空间认识方面，邹衍创立了“大九州”说。

齐地濒海，这启发了他对宇宙空间广阔性的联想。

他的思想宏大不经，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无所不包，因此有“谈天衍”的美誉。

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不仅在当时受到重视，而且对后世的学术和政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就学术而言，董仲舒将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与儒学相结合，开汉代儒学阴阳五行化的先河。

就政治而言，五德终始说作为一种改朝换代的理论工具，受到历代新王朝建立者的信奉。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根据邹衍“水德代周而行”的论断，以秦文公出猎获黑龙作为水德兴起的符瑞，进行了一系列符合水德要求的改革，以证明其政权的合法性，遂成为五德终始说的第一个实践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