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国人有个很不好的毛病。好听一点说

“为亲者讳，为尊者讳”。亲近的人、熟人、同事、朋友、爱人……有家庭地位与有社会地位，也就是说有族权与社会权力的

“当权”，眼见他们出毛病、有过错，事关他的声名，铁定的绝口不言。

换言之，非亲非故非掌权者呢？那就说有这一层礼，就可以飞短流长，嚼舌评批。

这是理论，也是

“礼论”。明摆着看，是不公道，偏心眼儿，从暗地里说，这其实是坑了当事人，往往当事者糊涂一辈子，糊涂死了还不知道何故所因。

对于一个家庭，对于一人一事，这理论虽荒谬，尚无流毒害人。但对一个政权、一级政府，实践上的害处都是老百姓或者公民承受了。

打开我们的史书看看，没有一例当朝人修当朝史的——都是等到它彻底完蛋了，换了

“朝代”才去说昔日

“前朝”的是非。他已经不是

“当今”，你说他是猪、是狗、是王八蛋都没事，反正前朝是糊涂死的，糊涂在什么地方，前朝不晓得，我把它写出来，则是曲笔绕弯儿给

“今上”瞧瞧，小心着别学那王八蛋……周而复始，一代一代犯糊涂，一代一代依样画葫芦。

这么着，混了两千多年。这在世界列国绝无仅有。这么着做绝对安全，原因也很简单，人都喜欢听顺耳话，嗅马屁香。

君权在握，你说他的

“是”夸他的成绩，他就认为你居心中正，

“可表天日”；你批他的

“龙鳞”，痛得浑身乱颤，他就对你不客气。

“殷有三仁”是孔子的话，说的是箕子、微子和比干，箕子佯狂，微子是聪明人，比干生在孔子之前，还不懂

“讳”的妙处，结果呢？剜心。几年前我曾到过比干墓，封土之处，所有的

“比林”之木，都是一把把扫帚昂然向天——没有树心，像是要扫天下的灰尘，又像是默然警示着后人什么。

司马迁是汉武帝时人，汉朝人，他实录描摹了西汉前朝的史事，这人胆大，还有不少

“太史公曰”加了进去，不单写事，还加评论，是是非非指指点点，本来一片的赤诚，

“上头”以为他

“操心不善，应该割蛋”，真个让人家给下了宫刑。他自己悲愤得不得了，我以为汉武帝还是对他留了点情的。

他的事放在

“康雍乾”这盛世里试试——你还要出书？你就是私史，躲在家里每日记

“历史”，查出来也肯定是

“凌迟”剐了去。司马迁说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话肯定是不确的。更多的人不是泰山，也不是鸿毛，而是沙、尘土、石头蛋子，倒是这些物件活得长久些，而且不断演创历史。

“偏心眼儿”，用在史观上，就会说不讲理的话。比如说李世民，那是一代英主，能兼听、能从谏，开创了中华史上最值自豪的唐代盛世。

他当初即位玄武门之变，真正的杀兄逼父，很少有人提起。宋太祖赵匡胤

“烛影斧声，匣剑帷灯”的故事耐人寻味得很，也少有人谈，但一样是皇帝，论到雍正，什么弑父逼母，杀兄屠弟，饮酒好色……十大罪状都出来……你细究去，条条罪状又似乎都有点

“证据不足”。就这么浑浑噩噩三百多年……反正混账的时间长了，混账的东西也会变成

“真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唐代离我们远，名声大且久远，

“唐宗宋祖”听一听这词都带劲，而且是汉人的，雍正离我们近，他活着时就有恶名，

“传位十四子”虽是假的，但无风不起浪，你肯定有点问题吧？不然你急什么？

身正不怕影子斜——干吗要写《大义觉迷录》忙忙地辩白？种种可疑：有作案动机、有作案时间、有作案的种种蛛丝马迹，你又是个皇帝，是胜利者，皇帝有什么好说的？

你不是犯罪嫌疑人是什么？且藏在心中深处，有没有

“满人”暗示，我看也难说。辛亥革命留给我们的这份心理暗示是否还在呢？

打开我们当代的小说，凡地富反坏，必定个个坏透。

“墙头上挂洋葱——根焦叶烂心不死”，

“拉屎攥拳头——暗使劲”，

“梦想恢复”

“丢失的天堂”。这些事不能说没有。但我们一窝蜂地都在弄，按照国有的教科书和国有的程式弄，白菊花、黄菊花、绿菊花……反正都是菊花。

但作为

“根据”，教科书和这程式未见得不是偏心眼的产物。

“偏心眼儿”这心术心胸，用到哪里坏到哪里，用到什么时代，那时代总是好不起来，但破起来是万万分的艰难，比如

“成分”这事，从秦始皇而始，我们经过了两千五百年的历史，在社会生活中才打破了

“它”，真正做到了

“有成分，不唯成分”，变得聪明和公正了些，这里头有些道理真的是很深奥又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