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在“文革”期间，那些红卫兵曾经有过一个设想，用农民起义的斗争史取代帝王将相的封建史。想是想，真的做起来，他们还是傻了眼。整个的二十四史中，农民起义只能看作是历史的一种“现象”。这个朝代有，那个朝代也有，支离破碎各自在那里，根本行不成历史的连贯和接续。我猜“儒法斗争”的那段历史观表述，也是一种很无奈，很勉强地在生拉硬扯表现“阶级斗争”史观的做法罢了。蔡先生的这部堪称“通史演义”的书当然是以帝王将相为主的，受到冷落也在这般情理之中。

中国的文化中糟粕很多，其中有些东西很要命，这是不争的事实。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证明了这种文化中含有的“落后量”和“落后质”。但是不是落后了便应轻视、蔑视呢？这需要政治家和社会学家认真思考一下。一只乾隆笔筒，放在现在的书架上，和《大不列颠词典》一处，是增色还是减色？一架春秋“水洗”，已不再用来洗手，是保存研究，还是捧出去卖了铜器？就算碰碎了，比如钧瓷，已经极难见到完整的器皿，但在钧瓷址未发现之前，碎片与黄金等价。

我以为，判断任何一部书的社会价值，只有两个量化了的标准，一是它拥有不拥有读者，一是它拥有不拥有时间。二者倘居其一，即是具备“素质”的作品。什么是“素质”？它可能是进步的，也可能是落后的，但它即使是落后的，也是有价值的；倘二者皆具备——即使它是“反动的”，也是永恒的，无法消灭的。谓予不信，可以看看《儿女英雄传》、《蜃楼志》一类作品。可以肯定地说，这两部作品的主旨是陈腐的、落后的，但是，无论什么样世界观的评论家，你可以说三道四，可以恨之入骨，你就是消灭不掉它！因为它的内在有着永恒的美，无阶级、无意识的“芳情只自遣”，践踏成泥“依然香如故”。

啊，我们在审美时，总是在辨认哪是香花，哪是毒草。我们总是戴着显微镜、放大镜和化学试剂在观赏自然，这样做不累吗？安徒生童话里讲了一个故事：一座烧焦了的房子，旁边盛开着一丛绚丽的玫瑰。画家走过来，他感动了，便在旁边写生创作。倘这样问，这画家他是在为贫下中农在作画，抑或为地主阶级？问话的人是否有毛病？我们警惕得是否过分了？看见一部作品，倘是写“要人”的，立刻联想到它是否“利用小说”来反党？写知识分子遭遇的，是不是“在讽刺”党的政策？写“三家村”的就是在组织什么小集团，写海瑞的那是为某某翻案。《水浒》是写“投降”，《三国》呢？是“英雄创造历史”……过敏得像得了神经病，脆弱得像系一根黄瓜或者“琉璃扑噔”儿。

蔡先生的这部书的题材是写帝王将相为主的，和所有的旧知识分子一样，他无法避免一些陈腐的，落后的，甚至是“反动”的东西。“反动”是否一定就坏，“革命”是否一定就好，这不在本文探讨范围。但蔡先生的这一系列确实做到了“两个拥有”，它还要“拥有”下去。我看它的生命力起码比我的书要强。从实效意义上看，它的生命力还在加强。现在还有多少人能看竖版繁体字的“二十四史”呢？不能。就是简体字的古文版也不能。但我们的民族历史要承，要绪，读蔡先生的书可以导你入门。且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从这个意味上说，真的是“厥功甚伟”了。

我是反感成分论的。无论从社会学概念，还是文学评论界定标准，统都反感。看到现在一些评论家：你写一个海瑞式的正直官员，他说你在宣扬清官；你写一个忠于国家爱人民的志士，他说你歌颂“愚忠”；你写帝王将相呢？你是在颂扬“君权统治”，是“封建余孽”，是“奴才”……还是安徒生那则童话，画家是此意识，麻雀们又是彼意识，“吱！那有什么画头？那不过是些红的和绿的堆起来而已——吱！”

帝王将相不可以歌颂吗？歌颂他们便是**？我看不能这样说。我不能同意，用今天西方洋大人的标准来衡量我们过去的中国，甚至我们现在的中国。我不是政治家，但作为小民百姓自由见解；比如说民选，现时进行普选，选出来的官怕恶霸多了点，有钱人多了点，贪官多了点。——这不是坑我们中国“公民”吗？

只要走在历史上曾经对改善当时人民生活，对推动当时生产力的发展，对巩固当时国家和平统一，文学艺术昌明，对当时民族团结曾经做出过积极努力和贡献的人，无论李世民、雍正、李白、辛弃疾，抑或毕异、黄道婆、蔡伦、郑和……就是要歌颂，管你说什么！

蔡先生的这套书，从文学性上说，只能说是“中平之作”。它是一座矿山，山一样的巍峨，中有茂林修竹、流泉飞瀑，内含煤铁金玉，自然也有土，有毫不起眼的砂石。它的非凡就在于它的丰富蕴藏。前面说过，它不是应遵命评论应运而生，而是应时而生。在整个封建制度崩溃、新时代还在阵痛时，他用毕生精力唱出了这部史诗，可以听为挽歌，也可以看作新时代的催生符。这岂是几个在沙龙里坐唱，坐看别人辛苦，封就了自家是文坛盟主、骚坛执牛耳辈所能为！

是为序。